大别山著名红色教育培训基地有哪些？
答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解析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延安精神的主要内容。扩展知识延安时期在我们党88年的奋斗历程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我们党从小到大、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由弱到强、我们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由挫折走了向胜利。中国共产党何以在当年那样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创造辉煌、成就伟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党有延安精神这一先进的群体意识和崭新的精神风貌。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彻底的革命精神、是升华了的民族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时代精神、是展示中国共产党人形象的群体精神。作为一种道德情操和精神风貌，是贯穿于党的理论与思想中的精神气质，是内化在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中的灵魂。延安精神的精神内涵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遵义会议 时间：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 内容：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 意义：遵义会议是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召开的，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而是集中地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的航船终于有了一位能驾驭其进程的舵手！这些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屡遭挫折的红军从此有了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保证！
为什么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著名的还红色教育培训基地？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中国第一个地方性革命史类博物馆，主要担负井冈山革命斗争历史陈列展览、宣传井冈山精神、管理保护井冈山革命纪念地旧居遗址等职责。荣获首批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 、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新中国成立60周年“百项重大经典建设工程” 、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特别奖 、全国文物系统先进集体 等荣誉称号。
红军长征精神有哪些？长征精神，红色革命精神之一 ，是中国共产党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创造的革命精神。红军指战员在长征途中表现出对革命理想和事业无比的忠诚、坚定的信念，表现出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表现出顾全大局、严守纪律、亲密团结的高尚品德，创造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集中体现为：坚韧不拔，自强不息，勇往直前。最显著特点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最高表现，是保证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农村根据地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农村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进行革命战争的战略依托。当时称为“苏维埃区域”，简称“苏区”。它经历了建立、发展以至受“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而大部分丧失的曲折过程。从1927年下半年至1930年上半年，为根据地的开创阶段。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清党反共事件后，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举行了南昌、秋收、广州三大起义和其他地方的武装起义，保存下来的革命武装，相继转入国民党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各地先后建立的根据地有：彭湃领导建立的海陆丰根据地，毛泽东、朱德领导建立的湘赣边界井冈山根据地，王文明、冯白驹领导建立的琼崖根据地，吴光浩、徐朋人、曹学楷、周维炯、徐百川等人领导建立的鄂豫皖根据地，方志敏领导建立的闽浙赣根据地，贺龙、周逸群领导建立的湘鄂西根据地，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领导建立的湘鄂赣根据地，毛泽东、朱德领导建立的中央根据地，邓小平、张云逸领导建立的左右江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在国民党军队的围攻下大部分坚持下来，并逐步摸索到一套建立和发展根据地的方针、政策。其中，湘赣边界井冈山根据地所创造的经验，更具有典型意义。其他根据地也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等方面，都创造了不少成功的经验。在这个阶段中，由于“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一度造成井冈山根据地1928年8月失败，并成为同年3月海陆丰根据地和同年秋琼崖根据地失败的主要原因。“左”倾盲动主义被纠正后，各地恢复和发展根据地的斗争又走上了正轨。到1930年上半年，在蒋阎冯大战期间，各个根据地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都有了较大发展，已遍及十余省的一百多个县。 从1930年下半年至1932年上半年，为根据地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开始时，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各根据地的斗争造成了局部的失败和挫折。由于主力红军调离根据地去打大城市，招致右江根据地的丧失，并使中央根据地的赣西南、闽西地区，鄂豫皖根据地的皖西地区，闽浙赣根据地的部分地区，湘鄂西根据地的洪湖地区，都程度不同地受到敌人的破坏和摧残。经过毛泽东、朱德、方志敏、贺龙、周逸群、曾中生等人的努力，才使根据地避免了更大的损失，并在随后进行的粉碎敌人的第一、二、三次“围剿”的战争中，使根据地得到更大的发展。从1930年10月到1932年6月，湘鄂西、湘鄂赣、中央、鄂豫皖等根据地先后进入全盛时期。1931年8月后，湘赣根据地继续发展。1931年后，又在北方建立了由谢子长、刘志丹领导的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成为日后南方主力红军战略转移的落脚点。 从1932年下半年至1935年11月，是南方根据地丧失阶段。由于各根据地全面贯彻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1932年7月以母瑞山为中心的琼崖根据地在第二次反“围剿”中遭到失败;1932年10月和1933年夏天，湘鄂西根据地的洪湖地区和湘鄂边地区相继丧失;1932年10月，积极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张国焘，在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率部撤离鄂豫皖根据地;1934年7、8月和10月，湘鄂赣、湘赣、闽浙赣和中央根据地也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丧失;1935年初，东江根据地完全失败;1933年1月开始建立的川陕根据地，于1935年5月又被张国焘擅自放弃，1934年6 月以后建立起来的由任弼时、贺龙领导的湘鄂川黔根据地，由于国民党军以重兵进行新的“围剿”，红军多次寻战未果，也于1935年11月被迫撤离，1935年5月初步建成的鄂豫陕根据地，红二十五军于7月离开西征，红军第七十四师继续坚持斗争;全国仅剩的一块完整的陕北(包括陕甘边)根据地，也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而陷于极端危险的境地。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才把陕北根据地从危机中挽救出来。 从1935年11月至1937年7月，是巩固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和准备向抗日战争转变阶段。1935年11月陕甘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根据地转危为安。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西北，此根据地发展为陕甘宁边区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和中国革命的中心根据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农村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具体体现，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人民革命的一个创造。它的经验证明，只要是在远离中心城市的农村，并具备一定的主观条件(掌握正式武装和实行正确政策)，无论在山区或河湖港汊地带、几省交界或一省之内的几县、内地偏僻地区或沿海地区以至海岛，均能建立根据地。这些经验为以后的斗争提供了借鉴。
苏区精神内涵是什么？大革命失败后，进入民主革命阶段最长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如火如荼，遍及全国12个省、约150个县的广大地区，建立了一个又一个革命根据地，即苏区。至上个世纪30年代前期，影响甚大的苏区达13个，其鼎盛时期的面积共约40余万平方公里、辖人口3000万，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苏区精神，就是党在领导创建、发展和保卫苏区革命实践中培育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它是各个苏区的广大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强大精神力量，是表现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历程“精神”系列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的文脉来说，它是井冈山精神的传承和发展，是长征精神的直接源泉。苏区精神的基本内涵，包括五个方面。第一，深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的坚定信念。许多人对“精神”内涵的概括都首先强调理想信念，因为它是产生巨大精神力量的源泉。毛泽东在开辟中央苏区时讲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正是对理想信念的形象表述。那时，国内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上井冈山后整整一年，还没建立起巩固根据地，部队中产生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毛泽东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展示了自己环视世界形势和中国政局而对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的深刻认识。革命形势的发展正如他指出的，经过一次次的反“围剿”，中央苏区建立起来，其他苏区在发展壮大。这以后，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的发展出现了曲折、甚至严重挫折，但是，广大红军将士和苏区革命人民，抱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坚定信念，相信中国革命必然胜利，因而在革命的征途上无论有多么巨大的牺牲，都前仆后继，义无反顾。第二，反对“本本主义”，深入实际调查，“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上个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党内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将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十分盛行。在红军中，集中表现为对“本本”和上级机关的迷信。为了同这种倾向作斗争，毛泽东深入苏区农村作了大量调查研究，为制定正确政策提供依据。《反对本本主义》尖锐地批评“本本主义”是“保守的思想路线”，“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在他的倡导下，各级党政干部十分注重调查研究，求真务实，不断开创新局面。对于军事斗争，毛泽东更是强调深入调查研究，哪里的敌人力量薄弱就向哪里进军，不断进行大穿插、大迂回，因而在以弱对强的不利形势下取得反“围剿”的胜利。中央苏区的开辟和发展，是反对“本本主义”，深入实际调查，坚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硕果。第三，民主建政，“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开拓进取，创造“第一等的工作”的精神状态。毛泽东在开辟和发展中央苏区时提出，每个共产党员要像和尚叨念“阿弥陀佛”一样时刻叨念争取群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他要求：对群众的各种问题都应提到政府的议事日程，使广大群众认识到我们和他们是呼吸相通的。只有真心实意地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广大群众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这实际上阐述了执政为民的思想。为了组织革命战争和改善群众生活，毛泽东还向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提出要创造“第一等的工作”的要求。苏区各地形成争创一流、争当先进的政治空气，涌现一大批在各方面创造了第一等工作的先进模范，显示出共产党执政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第四，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由于敌人残酷的军事“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苏区的物资严重匮乏，广大军民的生活极其困难。所有干部，从中央政府主席到乡苏工作人员一律没有薪饷，每人每天只发不到1角钱菜金和大半斤粮食。干部下乡或开会，必须自带干粮。那首脍炙人口的“苏区干部好作风”山歌，是对干部优良作风的形象概括。各级干部与人民群众艰苦与共、患难相依，以做人民的公仆为无上光荣，以廉政清明来严格自律。坚持这种好的作风，苏区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创建起苏区的经济、财政、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人民群众的生活获得初步保障。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成为维系党和人民的“脐带”。第五，无私奉献、不怕牺牲、一往无前、勇于捐躯的彻底革命精神。苏区存在的那段时间和随后的游击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广大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无私奉献、不怕牺牲、一往无前、勇于捐躯的彻底革命精神不断弘扬的过程。仅赣南，13个苏区县总人口约240万，青壮年有50万，先后参加红军的有33万余人，支前的有60多万。在牺牲的20余万人中，有名有姓的烈士为10.8万余人，占全国革命烈士总数的1/16。兴国、瑞金、于都、宁都等县的烈士都在1.6万人以上。原属湘鄂赣苏区的湖北阳新一县，就有10万人在土地革命时期献出生命。
古田会议具体位置在哪里？古田会议旧址，地处闽、赣、粤三省交界处，在福建上杭县，原是廖氏宗祠，又名万源祠，始建于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民国初，为推行新学，该祠改为和声小学。1929年5月，红四军第二次入闽，开展土地革命，和声小学改名为“曙光小学”。当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此召开，这便是著名的古田会议。会场保持着当年的布置，正厅上方悬挂着“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会”会标，6列学生桌凳依次排开，木柱上遗留着“中国共产党万岁”“反对机会主义”“反对盲动主义”等标语。1961年3月，国务院将古田会议旧址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8月，被列为福建省十佳风景区之一。
韶山党性教育培训基地有哪些？毛泽东铜像广场、彭德怀故居、雷锋同志故居、橘子洲、韶山烈士陵园、毛泽东纪念园、毛氏宗祠、毛泽东诗词碑林、毛泽东同志故居、齐白石故居、毛泽东小道、黄兴故居、曾国藩故居、韶山红色纪念城、湖南第一师范、滴水洞、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旧址、平江起义旧址等......
重庆红岩精神是什么？精神内涵(一)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周恩来等人冷静地分析抗战全局和国共合作形势，表示“我要坚持到最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142页)。他要撤往延安的同志“转告毛主席，我们坚决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到底!”(《周恩来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99页。)在凶险的形势下，他们镇定冷静、敢于斗争、灵活应变、化险为夷，尽显其政治智慧之娴熟。面对国民党对新四军事件的封锁，周恩来指示用一张可以通过检查的《新华日报》的版面，与国民党新闻检查官虚与委蛇，同时却连夜赶印有“千古奇冤，江南一叶”题词的报纸，于次日就在制造事变的罪魁祸首眼皮下，广泛发行。其斗争艺术之高超，尤其题词之妙绝，令远在延安的毛泽东亦“欣慰之至”，“为之神往”(《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第149页。)皖南事变后，南方局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极为险恶的环境中保存了自己的力量，扭转了被动的局面，唤醒了中间势力，结果，皖南事变反而成为国民党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逐步下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逐步上升的转折点。历史表明，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创造性地贯彻了党中央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其大智大勇是红岩精神最见功力、最具风采的精彩篇章。(二)“出淤泥不染，同流不合污”的政治品格当时来讲，国统区是一潭“淤泥”，周恩来曾经多次告诫南方局同志和从事秘密工作的党员，要做到“同流不合污”。这种“六月风荷”的政治品格，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国统区恶劣艰险的政治环境下开展党的工作的显著特点，是南方局对党的建设、统战工作、群众工作的创新。在党的建设上，保持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和优良作风，经得起灯红酒绿的考验。当年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陪都，纸醉金迷，物欲横流，“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社会环境确如“染缸”。由于有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的率先垂范，战斗在这一特殊环境中的共产党人都能坚持操守，经受住严峻考验。在与国民党打交道时，南方局坚持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牢牢把握领导权。国民党提出要把国共两党纳入“一个大党”之中，并对周恩来等许以高官厚禄。对此，周恩来旗帜鲜明地指出：“共产党绝不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政党”，从而保证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 (三)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在对国统区群众做工作时，始终与群众在一起，保存党的组织，保存党的力量。南方局制定了“勤学、勤业、勤交友”和“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政策，指示地下党的同志要设法深入社会，独立工作，埋头苦干，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启发群众、教育群众、团结群众。抗战时期，为统战工作，南方局密切联系国统区的实际，用“以诚待人，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做团结争取工作。南方局既坚持“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也严格区分国民党顽固派与爱国民主派的界限，争取多数，化敌为友。1931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的张冲曾亲自搜捕中央机关和周恩来未遂，并借周恩来的化名“伍豪”在报上刊登伪造的所谓《伍豪脱党启事》，严重损害了周恩来的声誉。到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张冲作为国民党的代表，与周恩来再次会面。为了抗战大局，周恩来对张冲以诚相待。正是与周恩来的交往，才使张冲真正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从而在心底敬佩周恩来的人格与精神，留下了“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佳话。为了完成对中间势力的团结争取工作，南方局从国统区实际出发，制定了“扶助进步团体，照顾小党派利益，进行民主运动，要求各党派的合法地位，要求政治改革”等一系列策略方针。在争取“三党三派”(中国青年党、中国国家社会党、第三党和中华职业教育促进社、乡村建设派、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过程中，鼓励他们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此后，又积极支持建立九三学社、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民主党派。在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中，南方局领导人与其上层代表人物建立了经常联系，经过多年艰苦工作，使地方实力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逐步走向人民阵营。在“以诚待人，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的感召下，农场经营主饶国模贡献出了“大有农场”，使中国共产党得以“结庐红岩”;金永华贡献了全部田产以资助革命。共产党人诚信、宽广的胸怀，感染着广大的国统区人民群众，使国统区几乎所有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最终都站在了人民一边，形成了爱国统一战线的铜墙铁壁。(四)善处逆境，宁难不苟的英雄气概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央南方局始终处在极其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善处逆境，勇于牺牲，在艰难的局面中开拓，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风采。周恩来是善处逆境的典范。在南方局工作期间，他不顾个人安危，公开阐明共产党的立场，揭露国民党的各种罪恶行径。面对国民党的恐吓，他大义凛然，保护同志，承担责任，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皖南事变后，面对危局他曾庄严宣告：“要作最坏的准备，要准备牺牲。要牺牲，我们一起牺牲!”(《见证红岩——回忆南方局》(上)，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页。)正是在周恩来的感召下，南方局的同志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有恩来同志在，我们毫无所惧”(《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40页)。正是在南方局的培育下，战斗在国统区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都能善处逆境，对革命充满信心。他们以自己青春的热血与宝贵的生命浇灌了红岩精神。杨虎城、叶挺、张文彬、何功伟、罗世文、车耀先、苏曼、胡其芬、张露萍等，便是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