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农村根据地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农村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进行革命战争的战略依托。当时称为“苏维埃区域”，简称“苏区”。它经历了建立、发展以至受“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而大部分丧失的曲折过程。从1927年下半年至1930年上半年，为根据地的开创阶段。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清党反共事件后，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举行了南昌、秋收、广州三大起义和其他地方的武装起义，保存下来的革命武装，相继转入国民党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各地先后建立的根据地有：彭湃领导建立的海陆丰根据地，毛泽东、朱德领导建立的湘赣边界井冈山根据地，王文明、冯白驹领导建立的琼崖根据地，吴光浩、徐朋人、曹学楷、周维炯、徐百川等人领导建立的鄂豫皖根据地，方志敏领导建立的闽浙赣根据地，贺龙、周逸群领导建立的湘鄂西根据地，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领导建立的湘鄂赣根据地，毛泽东、朱德领导建立的中央根据地，邓小平、张云逸领导建立的左右江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在国民党军队的围攻下大部分坚持下来，并逐步摸索到一套建立和发展根据地的方针、政策。其中，湘赣边界井冈山根据地所创造的经验，更具有典型意义。其他根据地也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等方面，都创造了不少成功的经验。在这个阶段中，由于“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一度造成井冈山根据地1928年8月失败，并成为同年3月海陆丰根据地和同年秋琼崖根据地失败的主要原因。“左”倾盲动主义被纠正后，各地恢复和发展根据地的斗争又走上了正轨。到1930年上半年，在蒋阎冯大战期间，各个根据地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都有了较大发展，已遍及十余省的一百多个县。 从1930年下半年至1932年上半年，为根据地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开始时，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各根据地的斗争造成了局部的失败和挫折。由于主力红军调离根据地去打大城市，招致右江根据地的丧失，并使中央根据地的赣西南、闽西地区，鄂豫皖根据地的皖西地区，闽浙赣根据地的部分地区，湘鄂西根据地的洪湖地区，都程度不同地受到敌人的破坏和摧残。经过毛泽东、朱德、方志敏、贺龙、周逸群、曾中生等人的努力，才使根据地避免了更大的损失，并在随后进行的粉碎敌人的第一、二、三次“围剿”的战争中，使根据地得到更大的发展。从1930年10月到1932年6月，湘鄂西、湘鄂赣、中央、鄂豫皖等根据地先后进入全盛时期。1931年8月后，湘赣根据地继续发展。1931年后，又在北方建立了由谢子长、刘志丹领导的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成为日后南方主力红军战略转移的落脚点。 从1932年下半年至1935年11月，是南方根据地丧失阶段。由于各根据地全面贯彻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1932年7月以母瑞山为中心的琼崖根据地在第二次反“围剿”中遭到失败;1932年10月和1933年夏天，湘鄂西根据地的洪湖地区和湘鄂边地区相继丧失;1932年10月，积极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张国焘，在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率部撤离鄂豫皖根据地;1934年7、8月和10月，湘鄂赣、湘赣、闽浙赣和中央根据地也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丧失;1935年初，东江根据地完全失败;1933年1月开始建立的川陕根据地，于1935年5月又被张国焘擅自放弃，1934年6 月以后建立起来的由任弼时、贺龙领导的湘鄂川黔根据地，由于国民党军以重兵进行新的“围剿”，红军多次寻战未果，也于1935年11月被迫撤离，1935年5月初步建成的鄂豫陕根据地，红二十五军于7月离开西征，红军第七十四师继续坚持斗争;全国仅剩的一块完整的陕北(包括陕甘边)根据地，也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而陷于极端危险的境地。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才把陕北根据地从危机中挽救出来。 从1935年11月至1937年7月，是巩固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和准备向抗日战争转变阶段。1935年11月陕甘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根据地转危为安。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西北，此根据地发展为陕甘宁边区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和中国革命的中心根据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农村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具体体现，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人民革命的一个创造。它的经验证明，只要是在远离中心城市的农村，并具备一定的主观条件(掌握正式武装和实行正确政策)，无论在山区或河湖港汊地带、几省交界或一省之内的几县、内地偏僻地区或沿海地区以至海岛，均能建立根据地。这些经验为以后的斗争提供了借鉴。
苏区精神内涵是什么？大革命失败后，进入民主革命阶段最长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如火如荼，遍及全国12个省、约150个县的广大地区，建立了一个又一个革命根据地，即苏区。至上个世纪30年代前期，影响甚大的苏区达13个，其鼎盛时期的面积共约40余万平方公里、辖人口3000万，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苏区精神，就是党在领导创建、发展和保卫苏区革命实践中培育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它是各个苏区的广大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强大精神力量，是表现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历程“精神”系列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的文脉来说，它是井冈山精神的传承和发展，是长征精神的直接源泉。苏区精神的基本内涵，包括五个方面。第一，深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的坚定信念。许多人对“精神”内涵的概括都首先强调理想信念，因为它是产生巨大精神力量的源泉。毛泽东在开辟中央苏区时讲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正是对理想信念的形象表述。那时，国内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上井冈山后整整一年，还没建立起巩固根据地，部队中产生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毛泽东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展示了自己环视世界形势和中国政局而对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的深刻认识。革命形势的发展正如他指出的，经过一次次的反“围剿”，中央苏区建立起来，其他苏区在发展壮大。这以后，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的发展出现了曲折、甚至严重挫折，但是，广大红军将士和苏区革命人民，抱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坚定信念，相信中国革命必然胜利，因而在革命的征途上无论有多么巨大的牺牲，都前仆后继，义无反顾。第二，反对“本本主义”，深入实际调查，“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上个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党内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将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十分盛行。在红军中，集中表现为对“本本”和上级机关的迷信。为了同这种倾向作斗争，毛泽东深入苏区农村作了大量调查研究，为制定正确政策提供依据。《反对本本主义》尖锐地批评“本本主义”是“保守的思想路线”，“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在他的倡导下，各级党政干部十分注重调查研究，求真务实，不断开创新局面。对于军事斗争，毛泽东更是强调深入调查研究，哪里的敌人力量薄弱就向哪里进军，不断进行大穿插、大迂回，因而在以弱对强的不利形势下取得反“围剿”的胜利。中央苏区的开辟和发展，是反对“本本主义”，深入实际调查，坚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硕果。第三，民主建政，“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开拓进取，创造“第一等的工作”的精神状态。毛泽东在开辟和发展中央苏区时提出，每个共产党员要像和尚叨念“阿弥陀佛”一样时刻叨念争取群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他要求：对群众的各种问题都应提到政府的议事日程，使广大群众认识到我们和他们是呼吸相通的。只有真心实意地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广大群众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这实际上阐述了执政为民的思想。为了组织革命战争和改善群众生活，毛泽东还向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提出要创造“第一等的工作”的要求。苏区各地形成争创一流、争当先进的政治空气，涌现一大批在各方面创造了第一等工作的先进模范，显示出共产党执政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第四，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由于敌人残酷的军事“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苏区的物资严重匮乏，广大军民的生活极其困难。所有干部，从中央政府主席到乡苏工作人员一律没有薪饷，每人每天只发不到1角钱菜金和大半斤粮食。干部下乡或开会，必须自带干粮。那首脍炙人口的“苏区干部好作风”山歌，是对干部优良作风的形象概括。各级干部与人民群众艰苦与共、患难相依，以做人民的公仆为无上光荣，以廉政清明来严格自律。坚持这种好的作风，苏区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创建起苏区的经济、财政、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人民群众的生活获得初步保障。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成为维系党和人民的“脐带”。第五，无私奉献、不怕牺牲、一往无前、勇于捐躯的彻底革命精神。苏区存在的那段时间和随后的游击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广大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无私奉献、不怕牺牲、一往无前、勇于捐躯的彻底革命精神不断弘扬的过程。仅赣南，13个苏区县总人口约240万，青壮年有50万，先后参加红军的有33万余人，支前的有60多万。在牺牲的20余万人中，有名有姓的烈士为10.8万余人，占全国革命烈士总数的1/16。兴国、瑞金、于都、宁都等县的烈士都在1.6万人以上。原属湘鄂赣苏区的湖北阳新一县，就有10万人在土地革命时期献出生命。
古田会议具体位置在哪里？古田会议旧址，地处闽、赣、粤三省交界处，在福建上杭县，原是廖氏宗祠，又名万源祠，始建于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民国初，为推行新学，该祠改为和声小学。1929年5月，红四军第二次入闽，开展土地革命，和声小学改名为“曙光小学”。当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此召开，这便是著名的古田会议。会场保持着当年的布置，正厅上方悬挂着“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会”会标，6列学生桌凳依次排开，木柱上遗留着“中国共产党万岁”“反对机会主义”“反对盲动主义”等标语。1961年3月，国务院将古田会议旧址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8月，被列为福建省十佳风景区之一。
韶山党性教育培训基地有哪些？毛泽东铜像广场、彭德怀故居、雷锋同志故居、橘子洲、韶山烈士陵园、毛泽东纪念园、毛氏宗祠、毛泽东诗词碑林、毛泽东同志故居、齐白石故居、毛泽东小道、黄兴故居、曾国藩故居、韶山红色纪念城、湖南第一师范、滴水洞、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旧址、平江起义旧址等......
重庆红岩精神是什么？精神内涵(一)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周恩来等人冷静地分析抗战全局和国共合作形势，表示“我要坚持到最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142页)。他要撤往延安的同志“转告毛主席，我们坚决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到底!”(《周恩来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99页。)在凶险的形势下，他们镇定冷静、敢于斗争、灵活应变、化险为夷，尽显其政治智慧之娴熟。面对国民党对新四军事件的封锁，周恩来指示用一张可以通过检查的《新华日报》的版面，与国民党新闻检查官虚与委蛇，同时却连夜赶印有“千古奇冤，江南一叶”题词的报纸，于次日就在制造事变的罪魁祸首眼皮下，广泛发行。其斗争艺术之高超，尤其题词之妙绝，令远在延安的毛泽东亦“欣慰之至”，“为之神往”(《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第149页。)皖南事变后，南方局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极为险恶的环境中保存了自己的力量，扭转了被动的局面，唤醒了中间势力，结果，皖南事变反而成为国民党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逐步下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逐步上升的转折点。历史表明，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创造性地贯彻了党中央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其大智大勇是红岩精神最见功力、最具风采的精彩篇章。(二)“出淤泥不染，同流不合污”的政治品格当时来讲，国统区是一潭“淤泥”，周恩来曾经多次告诫南方局同志和从事秘密工作的党员，要做到“同流不合污”。这种“六月风荷”的政治品格，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国统区恶劣艰险的政治环境下开展党的工作的显著特点，是南方局对党的建设、统战工作、群众工作的创新。在党的建设上，保持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和优良作风，经得起灯红酒绿的考验。当年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陪都，纸醉金迷，物欲横流，“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社会环境确如“染缸”。由于有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的率先垂范，战斗在这一特殊环境中的共产党人都能坚持操守，经受住严峻考验。在与国民党打交道时，南方局坚持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牢牢把握领导权。国民党提出要把国共两党纳入“一个大党”之中，并对周恩来等许以高官厚禄。对此，周恩来旗帜鲜明地指出：“共产党绝不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政党”，从而保证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 (三)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在对国统区群众做工作时，始终与群众在一起，保存党的组织，保存党的力量。南方局制定了“勤学、勤业、勤交友”和“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政策，指示地下党的同志要设法深入社会，独立工作，埋头苦干，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启发群众、教育群众、团结群众。抗战时期，为统战工作，南方局密切联系国统区的实际，用“以诚待人，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做团结争取工作。南方局既坚持“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也严格区分国民党顽固派与爱国民主派的界限，争取多数，化敌为友。1931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的张冲曾亲自搜捕中央机关和周恩来未遂，并借周恩来的化名“伍豪”在报上刊登伪造的所谓《伍豪脱党启事》，严重损害了周恩来的声誉。到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张冲作为国民党的代表，与周恩来再次会面。为了抗战大局，周恩来对张冲以诚相待。正是与周恩来的交往，才使张冲真正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从而在心底敬佩周恩来的人格与精神，留下了“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佳话。为了完成对中间势力的团结争取工作，南方局从国统区实际出发，制定了“扶助进步团体，照顾小党派利益，进行民主运动，要求各党派的合法地位，要求政治改革”等一系列策略方针。在争取“三党三派”(中国青年党、中国国家社会党、第三党和中华职业教育促进社、乡村建设派、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过程中，鼓励他们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此后，又积极支持建立九三学社、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民主党派。在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中，南方局领导人与其上层代表人物建立了经常联系，经过多年艰苦工作，使地方实力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逐步走向人民阵营。在“以诚待人，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的感召下，农场经营主饶国模贡献出了“大有农场”，使中国共产党得以“结庐红岩”;金永华贡献了全部田产以资助革命。共产党人诚信、宽广的胸怀，感染着广大的国统区人民群众，使国统区几乎所有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最终都站在了人民一边，形成了爱国统一战线的铜墙铁壁。(四)善处逆境，宁难不苟的英雄气概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央南方局始终处在极其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善处逆境，勇于牺牲，在艰难的局面中开拓，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风采。周恩来是善处逆境的典范。在南方局工作期间，他不顾个人安危，公开阐明共产党的立场，揭露国民党的各种罪恶行径。面对国民党的恐吓，他大义凛然，保护同志，承担责任，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皖南事变后，面对危局他曾庄严宣告：“要作最坏的准备，要准备牺牲。要牺牲，我们一起牺牲!”(《见证红岩——回忆南方局》(上)，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页。)正是在周恩来的感召下，南方局的同志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有恩来同志在，我们毫无所惧”(《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40页)。正是在南方局的培育下，战斗在国统区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都能善处逆境，对革命充满信心。他们以自己青春的热血与宝贵的生命浇灌了红岩精神。杨虎城、叶挺、张文彬、何功伟、罗世文、车耀先、苏曼、胡其芬、张露萍等，便是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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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为什么更需要弘扬红旗渠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旗渠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历久弥新，永远不会过时。”50年前，林县县委带领林县人民靠着一锤一钎一手，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修建了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人工天河”红旗渠，更在这场伟大的实践中孕育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虽然红旗渠精神产生于上个世纪条件极其艰苦的60年代，但红旗渠精神所蕴含的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所彰显的劳动人民群众勇于开拓的创造精神，所体现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的担当精神，仍然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继承和弘扬红旗渠精神所蕴含的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是“红旗渠精神”的深刻内涵之一。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和宗旨，体现了我们党为了最广大人民利益而努力奋斗的无私奉献精神，是我们党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所在。正是在这一精神的指引下，面对林县人民能吃上水、能用上水的迫切需求，“一定要解决林县人的吃水问题”，从1955年开始，林县县委先后修建扩建了淇河渠、露水河渠、弓上水库、南谷洞水库。特别是在决定通过“引漳入林”，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好林县人民缺水问题时，林县县委不仅面临着条件极其艰苦而工程巨大的客观束缚，更面临着工程失败要承担的被撤职、受处分的风险。他们毅然决定修建红旗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就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人民群众什么方面感觉不幸福、不快乐、不满意，我们就在哪方面下功夫，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我们学习弘扬红旗渠精神，做到“忠诚为民”，就是要心中始终装着人民。“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时刻将群众冷暖挂在心上，从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做起，从群众最受益的地方干起;从群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入手，积极稳妥地推进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各项改革，尽心竭力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继承和弘扬红旗渠精神所蕴含的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自强不息、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党的优良作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红旗渠的建成使60多万林县人民吃上了水、50多万亩良田得以灌溉，成为造福一方的“幸福渠”。其背后靠的正是当年“为林县人民负责”的林县县委带领林县人民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省经济发展也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新形势对每一位党员干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省委书记王国生指出，“红旗渠精神是新时代干事创业的动力源泉”。我们学习弘扬红旗渠精神，做到“自强不息”，就是要心中始终有一份责任和担当。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凝聚同心圆梦的共识、激发干事创业的热情、增强拼搏进取的动力，始终做到为党尽责、为国奉献、为民分忧，真正成为带领人民群众战风险、渡难关的主心骨。继承和弘扬红旗渠精神所蕴含的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始终做到心中有为。中华民族是具有创造力的民族，红旗渠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正是这种敢于开新篇、闯新路的创新精神的生动实践。红旗渠全长1500多公里，全部由浆砌石块构成。70.6公里的引水总干渠坡度是1/8000，从上游到下游，每修8000米才能够降低1米，即使用今天的技术也很难达到这个水准。但是在当时缺乏现代技术设备条件支持的情况下，林县县委仍旧决定引漳入林，就在于他们敢于打破“建不成、不敢想”的创新思维。红旗渠的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创新，才能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只有创新，才能获得最终的成功。当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面临着一系列突出的矛盾和问题。解决好这些困难，实现中原更加出彩，需要我们先行先试，勇于创新。我们学习弘扬红旗渠精神，做到勇于创新，就是要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根植于心。在困难面前，敢于啃“硬骨头”，时刻牢记自己是一名党员，在其位就要谋其政，不解决问题绝不撒手。在矛盾面前，敢于迎难而上，自觉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在解决矛盾中抓落实促发展。在风险面前，敢于打破固有观念思维，善于通过新技术、新手段解决老问题。继承和弘扬红旗渠精神所蕴含的清正廉洁的公仆精神，始终做到心中有戒。共产党员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我们的权力来自人民，这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它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先进性，要求每一位共产党人必须做到清正为公、廉洁为民。在修建红旗渠整个过程中，林县县委领导班子以及党员干部始终与修渠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当时的林县群众说：党员干部能够搬石头，群众就能搬山头;党员干部能流一滴汗，群众的汗水就能流成河。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林县党员干部用心中的“戒”，换得了群众心中的“信”。我们学习弘扬红旗渠精神，做到“清正廉洁”，关键就在于牢固树立公仆意识，心中始终有一把自我约束和警觉的戒尺。这把戒尺就是要始终把党的纪律挺在前面，用纪律建设来校准思想之标、调整行为之舵、绷紧作风之弦。始终把廉洁自律作为领导干部的第一操守，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西柏坡“赶考”精神及其当代价值?位于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是中国的革命圣地之一，有着“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美誉，其铸就的西柏坡“赶考”精神，同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党中央离开西柏坡踏上了执政的征程，出发前他对周恩来等人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我们进京赶考去!”“赶考”这一比喻，寓意着一系列新的考验的开始，老一辈革命家们在考验中答出了一份份让人民满意的试卷。60多年过去了，西柏坡“赶考”精神仍在继续。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这场考试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今天，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所做的一切工作，就是这场考试的继续。”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期，重温西柏坡“赶考”精神具有深远意义。一、西柏坡“赶考”精神的形成过程(一)西柏坡“赶考”精神的由来毛泽东提出的“赶考”命题，源于郭沫若的一篇文章以及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内的谈话。1944年3月，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总结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进入北京城，成功取得政权42天后就败亡的历史教训，认为农民起义军进城后的骄傲思想与享乐之风最终导致了革命的失败。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将此文以延安整风文件的形式发至全党学习，并在当年4月12日给高级干部作《学习和时局》的报告时，着重提到了这篇文章，告诫党内同志一定不要犯李自成那样的错误。1945年7月，黄炎培在延安窑洞与毛泽东对话，期间谈论到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初期艰难时聚精会神、后期环境改善却出现衰败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坚定地回答：“我们已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两次经历给共产党人进京敲响了警钟，对西柏坡“赶考”精神的形成和从严治党一系列措施的制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二)“赶考”命题的准备三大战役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即将进军北平。为了迅速适应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1949年3月5日至13日，毛泽东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要求和“六项规定”，即“全党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不祝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 ，毛泽东的这些提议是“赶考”前的准备，总结了历代政权盛衰兴亡的经验和教训，为西柏坡“赶考”精神提供了制度保障。除了全面落实七届二中全会的要求，党中央在进京前还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一方面积极部署和安排进城工作，另一方面对全党进行入城教育：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学习城市的有关知识，并制定了进京守则，这一系列“赶考”准备工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开启了“赶考”征程。二、西柏坡“赶考”精神的主要内容西柏坡“赶考”精神以其生动形象的比喻，蕴含了无产阶级政党面对革命任务发生转变等一系列全新挑战的决心，中国共产党紧紧围绕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如何提高自身执政能力、带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对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新挑战、新任务做出了正确的分析与判断，提出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论述，构成了西柏坡“赶考”精神的主要内容。(一)“赶考”的目标“赶考”，最早用来形容中国古代秀才进京参加科举考试，是中国科举制度选拔优秀人才的一个重要环节。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要想实现救国救民的伟大抱负或享受高官俸禄，进京赶考是最主要的途径。但和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进京赶考的目标不同，共产党人“赶考”的目标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是要带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毛泽东强调“赶考” 的目标：“我们进城后还要建立新中国政府，很多人要在政府里当官。不管当多么大的官，做什么样的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革命工作，都需要努力奋斗。”这就要求继续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判和自我批评。从“赶考”目标的本质来看，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是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无止境征程。(二)“考试”的内容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是这样一份考卷：如何从根本上改变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穷二白的面貌，如何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如何在紧张的国际形势下建立外交关系，怎样治理国家、管理城市和农村、规范经济生产等一系列“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这与以儒学经典为考试内容的中国古代科举考试截然不同，共产党人“进京赶考”考核的内容是中国共产党全方位的执政能力和执政业绩，这是一场没有指定教科书的考试，面对的是全新的挑战，老一辈的革命家认识到“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这就需要共产党人自身不断探索、实践和总结。“赶考”是一个无止境的征程，当接力棒在一代又一代的共产人手中传递的时候，考试的重点内容也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相应调整，如何在“赶考”征途上交出一份份满意的答卷，是共产党人时刻都要思考的问题。(三)“赶考”的评判如何对一份份答卷进行评判?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明确，即以变化和发展为根据，交由人民群众评判。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这场“赶考”效果的见证者和承受者。因此，人民群众是共产党人“进京赶考”的官德、纪律、政绩考官，这场“赶考”是否为人民谋福祉、是否为国家谋发展，他们最有发言权。为了答出让人民群众满意、自己满意的试卷，全体共产党人必须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牢记于心，保障和改善民生、带领人民走向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和谐，将是否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是否有利于提高全体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执政业绩的最终评判标准，唯有如此，才能当好服务于人民的公仆角色。群众路线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重要法宝，坚持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是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标志，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才能真正在“赶考”中取得优异成绩。“进京赶考”不能心存侥幸，任何违规违纪的“考生”都逃不过人民的“火眼金睛”。 三、西柏坡“赶考”精神的当代价值体现从“赶考”命题的提出到现在，已经度过了一个甲子的时间，尽管西柏坡“赶考”精神形成的时代离我们越来越远，但在西柏坡形成的“赶考”精神仍然鞭策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奋发进取，激励着全体共产党人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努力奋斗。历史见证了老一辈革命家在“赶考”中取得的优异成绩，在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特殊时间节点上，铭记历史、重温西柏坡“赶考”精神，对于增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担当、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深化“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一)忧患意识是共产党人的担当1949年，在党即将踏上执政之路这一重大胜利的前夕，党的重要领导人提出“赶考”这一命题，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先进组织的那种应有的忧患意识体现得淋漓尽致。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我们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就是忧党、忧国、忧民意识，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担当。面对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党中央提出的“四个意识”，即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就是对西柏坡“赶考”精神的呼应，也是“赶考”的精神内涵与价值在当代的生动体现。增强政治意识，是对党员同志的政治思想、政治观点及对政治现象的态度和评价的一次集中考察，在当前严峻的改革形势和复杂的外部环境下把好思想关，坚定党员同志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党、对人民绝对忠诚;增强大局意识，是要求党员同志站在党和国家、人民的立场上看问题，服从大局，服从改革，牢记身份，与党组织保持步调一致，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增强核心意识意在维护中央权威，任何一个组织、一个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担当着在改革中打破体制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维护内部团结、防止内耗分化的重任;增强看齐意识，是要求党员同志要主动向中央、向习近平总书记、向党的方针、路线看齐，在全党上下形成合力，拧成一股绳，为实现中国梦保驾护航。这“四个意识”的方方面面都体现着共产党人“赶考”的忧患意识，体现着共产党人的担当。用增强“四个意识”凝神聚气，在全党齐聚发展动力，教育党员修身做人，坚定党员理想信念，是西柏坡“赶考”精神的重现，也是党不懈的价值追求。(二)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西柏坡“赶考”精神作为西柏坡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坚持依靠群众、坚持团结统一的精神，体现了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共产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在这场无止境“赶考”的途中，人民群众是党的执政路线以及所提方针、政策的重要信息反馈源，他们在这场“赶考”中起着考规、考纪、戒尺的作用。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是西柏坡“赶考”精神的精髓之一，针对现在个别党员干部脱离群众、公私不明的现象，西柏坡“赶考”精神的作用又有所体现。十八大以来，中央组织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提出“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体要求，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对弥漫在党内的不良风气，尤其是作风问题进行了全面清查;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加强对党员理想信念的塑造;同时，重温党的历史传统，传承党的思想精髓，采取了一系列联系群众的举措，加强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了党的执政根基。这一教育实践活动与西柏坡“赶考”精神一脉相承，强调联系群众、以人为本，是西柏坡“赶考”精神在新形式下的深刻体现。(三)深化“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对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关键环节和主攻方向的集中体现。党带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场“赶考”具有长期性，“赶考”不会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追梦的过程就是我们党“赶考”的过程，是执政党作为这场大考的“考生”接受历史检验、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充满着矛盾与艰辛。在当前国内外形势多变的大环境下，我们党正面临着来自于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等“四大考验”。少数党员干部身居重要领导岗位，却丧失理想信念、腐化堕落，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巨大损失，抹黑了党的形象，危及了党的执政根基;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改革的破旧立新“侵犯”了部分既得利益者的灰色利益，对此，他们阻碍改革的进程，给党执政能力的提升和国家的发展带来了阻力，损害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部分党员干部经受不住金钱的诱惑，大搞权钱交易、权力寻租，扰乱了国家市场经济秩序;一些西方国家为了遏制中国发展强大，渲染中国威胁，声称中国必将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并鼓动国内外反华势力，骚扰中国发展，幻想颠覆中国国家政权。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认识到这些现象倘若得不到及时清除，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和民族复兴进程将会遭受巨大阻力。由此，“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铺开。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转方式调结构、创新驱动发展，改革政治体制，打破既得利益，保证这场“赶考”目标的实现;在全面从严治党方面，加强党规党纪教育，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净化党员错误思想，号召全党“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在全面依法治国方面，健全我国法律体系、严格司法程序：民法总则、环境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的颁布，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使得“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理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阶段性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推进民生建设、文化软实力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是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赶考”的积极探索。在这一过程中体现出的艰苦奋斗、戒骄戒躁、敢于斗争的创业精神与西柏坡“赶考”精神相契合。因此，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应对“四大考验”，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做好“赶考”的每一道题，是对西柏坡“赶考”精神的弘扬，是“赶考”精神的集中体现。
西柏坡著名的红色教育培训基地？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西柏坡陈列馆、西柏坡石刻园、西柏坡纪念碑、五位领导人铜铸像位、西柏坡青少年文明园、国家安全教育展览馆
沂蒙老区有哪些著名的红色教育培训基地？山东省政府和八路军115师司令部旧址、沂蒙红嫂纪念馆、沂蒙红色影视基地、孟良崮纪念馆、抗日民主政权纪念馆、沂蒙革命纪念馆、大青山胜利突围纪念馆、沂蒙山革命根据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