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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为什么更需要弘扬红旗渠精神?

新时代为什么更需要弘扬红旗渠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旗渠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历久弥新,永远不会过时。”50年前,林县县委带领林县人民靠着一锤一钎一手,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修建了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人工天河”红旗渠,更在这场伟大的实践中孕育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虽然红旗渠精神产生于上个世纪条件极其艰苦的60年代,但红旗渠精神所蕴含的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所彰显的劳动人民群众勇于开拓的创造精神,所体现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的担当精神,仍然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继承和弘扬红旗渠精神所蕴含的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是“红旗渠精神”的深刻内涵之一。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和宗旨,体现了我们党为了最广大人民利益而努力奋斗的无私奉献精神,是我们党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所在。正是在这一精神的指引下,面对林县人民能吃上水、能用上水的迫切需求,“一定要解决林县人的吃水问题”,从1955年开始,林县县委先后修建扩建了淇河渠、露水河渠、弓上水库、南谷洞水库。特别是在决定通过“引漳入林”,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好林县人民缺水问题时,林县县委不仅面临着条件极其艰苦而工程巨大的客观束缚,更面临着工程失败要承担的被撤职、受处分的风险。他们毅然决定修建红旗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就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人民群众什么方面感觉不幸福、不快乐、不满意,我们就在哪方面下功夫,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我们学习弘扬红旗渠精神,做到“忠诚为民”,就是要心中始终装着人民。“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时刻将群众冷暖挂在心上,从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做起,从群众最受益的地方干起;从群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入手,积极稳妥地推进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各项改革,尽心竭力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继承和弘扬红旗渠精神所蕴含的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自强不息、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党的优良作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红旗渠的建成使60多万林县人民吃上了水、50多万亩良田得以灌溉,成为造福一方的“幸福渠”。其背后靠的正是当年“为林县人民负责”的林县县委带领林县人民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省经济发展也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新形势对每一位党员干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省委书记王国生指出,“红旗渠精神是新时代干事创业的动力源泉”。我们学习弘扬红旗渠精神,做到“自强不息”,就是要心中始终有一份责任和担当。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凝聚同心圆梦的共识、激发干事创业的热情、增强拼搏进取的动力,始终做到为党尽责、为国奉献、为民分忧,真正成为带领人民群众战风险、渡难关的主心骨。继承和弘扬红旗渠精神所蕴含的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始终做到心中有为。中华民族是具有创造力的民族,红旗渠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正是这种敢于开新篇、闯新路的创新精神的生动实践。红旗渠全长1500多公里,全部由浆砌石块构成。70.6公里的引水总干渠坡度是1/8000,从上游到下游,每修8000米才能够降低1米,即使用今天的技术也很难达到这个水准。但是在当时缺乏现代技术设备条件支持的情况下,林县县委仍旧决定引漳入林,就在于他们敢于打破“建不成、不敢想”的创新思维。红旗渠的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创新,才能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只有创新,才能获得最终的成功。当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面临着一系列突出的矛盾和问题。解决好这些困难,实现中原更加出彩,需要我们先行先试,勇于创新。我们学习弘扬红旗渠精神,做到勇于创新,就是要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根植于心。在困难面前,敢于啃“硬骨头”,时刻牢记自己是一名党员,在其位就要谋其政,不解决问题绝不撒手。在矛盾面前,敢于迎难而上,自觉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在解决矛盾中抓落实促发展。在风险面前,敢于打破固有观念思维,善于通过新技术、新手段解决老问题。继承和弘扬红旗渠精神所蕴含的清正廉洁的公仆精神,始终做到心中有戒。共产党员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我们的权力来自人民,这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它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先进性,要求每一位共产党人必须做到清正为公、廉洁为民。在修建红旗渠整个过程中,林县县委领导班子以及党员干部始终与修渠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当时的林县群众说:党员干部能够搬石头,群众就能搬山头;党员干部能流一滴汗,群众的汗水就能流成河。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林县党员干部用心中的“戒”,换得了群众心中的“信”。我们学习弘扬红旗渠精神,做到“清正廉洁”,关键就在于牢固树立公仆意识,心中始终有一把自我约束和警觉的戒尺。这把戒尺就是要始终把党的纪律挺在前面,用纪律建设来校准思想之标、调整行为之舵、绷紧作风之弦。始终把廉洁自律作为领导干部的第一操守,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连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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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柏坡“赶考”精神及其当代价值?

西柏坡“赶考”精神及其当代价值?位于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是中国的革命圣地之一,有着“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美誉,其铸就的西柏坡“赶考”精神,同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党中央离开西柏坡踏上了执政的征程,出发前他对周恩来等人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我们进京赶考去!”“赶考”这一比喻,寓意着一系列新的考验的开始,老一辈革命家们在考验中答出了一份份让人民满意的试卷。60多年过去了,西柏坡“赶考”精神仍在继续。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这场考试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今天,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所做的一切工作,就是这场考试的继续。”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期,重温西柏坡“赶考”精神具有深远意义。一、西柏坡“赶考”精神的形成过程(一)西柏坡“赶考”精神的由来毛泽东提出的“赶考”命题,源于郭沫若的一篇文章以及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内的谈话。1944年3月,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总结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进入北京城,成功取得政权42天后就败亡的历史教训,认为农民起义军进城后的骄傲思想与享乐之风最终导致了革命的失败。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将此文以延安整风文件的形式发至全党学习,并在当年4月12日给高级干部作《学习和时局》的报告时,着重提到了这篇文章,告诫党内同志一定不要犯李自成那样的错误。1945年7月,黄炎培在延安窑洞与毛泽东对话,期间谈论到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初期艰难时聚精会神、后期环境改善却出现衰败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坚定地回答:“我们已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两次经历给共产党人进京敲响了警钟,对西柏坡“赶考”精神的形成和从严治党一系列措施的制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二)“赶考”命题的准备三大战役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即将进军北平。为了迅速适应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1949年3月5日至13日,毛泽东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要求和“六项规定”,即“全党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不祝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 ,毛泽东的这些提议是“赶考”前的准备,总结了历代政权盛衰兴亡的经验和教训,为西柏坡“赶考”精神提供了制度保障。除了全面落实七届二中全会的要求,党中央在进京前还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一方面积极部署和安排进城工作,另一方面对全党进行入城教育: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学习城市的有关知识,并制定了进京守则,这一系列“赶考”准备工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开启了“赶考”征程。二、西柏坡“赶考”精神的主要内容西柏坡“赶考”精神以其生动形象的比喻,蕴含了无产阶级政党面对革命任务发生转变等一系列全新挑战的决心,中国共产党紧紧围绕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如何提高自身执政能力、带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对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新挑战、新任务做出了正确的分析与判断,提出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论述,构成了西柏坡“赶考”精神的主要内容。(一)“赶考”的目标“赶考”,最早用来形容中国古代秀才进京参加科举考试,是中国科举制度选拔优秀人才的一个重要环节。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要想实现救国救民的伟大抱负或享受高官俸禄,进京赶考是最主要的途径。但和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进京赶考的目标不同,共产党人“赶考”的目标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是要带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毛泽东强调“赶考” 的目标:“我们进城后还要建立新中国政府,很多人要在政府里当官。不管当多么大的官,做什么样的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革命工作,都需要努力奋斗。”这就要求继续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判和自我批评。从“赶考”目标的本质来看,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是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无止境征程。(二)“考试”的内容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是这样一份考卷:如何从根本上改变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穷二白的面貌,如何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如何在紧张的国际形势下建立外交关系,怎样治理国家、管理城市和农村、规范经济生产等一系列“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这与以儒学经典为考试内容的中国古代科举考试截然不同,共产党人“进京赶考”考核的内容是中国共产党全方位的执政能力和执政业绩,这是一场没有指定教科书的考试,面对的是全新的挑战,老一辈的革命家认识到“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这就需要共产党人自身不断探索、实践和总结。“赶考”是一个无止境的征程,当接力棒在一代又一代的共产人手中传递的时候,考试的重点内容也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相应调整,如何在“赶考”征途上交出一份份满意的答卷,是共产党人时刻都要思考的问题。(三)“赶考”的评判如何对一份份答卷进行评判?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明确,即以变化和发展为根据,交由人民群众评判。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这场“赶考”效果的见证者和承受者。因此,人民群众是共产党人“进京赶考”的官德、纪律、政绩考官,这场“赶考”是否为人民谋福祉、是否为国家谋发展,他们最有发言权。为了答出让人民群众满意、自己满意的试卷,全体共产党人必须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牢记于心,保障和改善民生、带领人民走向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和谐,将是否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是否有利于提高全体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执政业绩的最终评判标准,唯有如此,才能当好服务于人民的公仆角色。群众路线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重要法宝,坚持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是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标志,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才能真正在“赶考”中取得优异成绩。“进京赶考”不能心存侥幸,任何违规违纪的“考生”都逃不过人民的“火眼金睛”。   三、西柏坡“赶考”精神的当代价值体现从“赶考”命题的提出到现在,已经度过了一个甲子的时间,尽管西柏坡“赶考”精神形成的时代离我们越来越远,但在西柏坡形成的“赶考”精神仍然鞭策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奋发进取,激励着全体共产党人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努力奋斗。历史见证了老一辈革命家在“赶考”中取得的优异成绩,在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特殊时间节点上,铭记历史、重温西柏坡“赶考”精神,对于增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担当、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深化“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一)忧患意识是共产党人的担当1949年,在党即将踏上执政之路这一重大胜利的前夕,党的重要领导人提出“赶考”这一命题,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先进组织的那种应有的忧患意识体现得淋漓尽致。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我们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就是忧党、忧国、忧民意识,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担当。面对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党中央提出的“四个意识”,即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就是对西柏坡“赶考”精神的呼应,也是“赶考”的精神内涵与价值在当代的生动体现。增强政治意识,是对党员同志的政治思想、政治观点及对政治现象的态度和评价的一次集中考察,在当前严峻的改革形势和复杂的外部环境下把好思想关,坚定党员同志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党、对人民绝对忠诚;增强大局意识,是要求党员同志站在党和国家、人民的立场上看问题,服从大局,服从改革,牢记身份,与党组织保持步调一致,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增强核心意识意在维护中央权威,任何一个组织、一个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担当着在改革中打破体制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维护内部团结、防止内耗分化的重任;增强看齐意识,是要求党员同志要主动向中央、向习近平总书记、向党的方针、路线看齐,在全党上下形成合力,拧成一股绳,为实现中国梦保驾护航。这“四个意识”的方方面面都体现着共产党人“赶考”的忧患意识,体现着共产党人的担当。用增强“四个意识”凝神聚气,在全党齐聚发展动力,教育党员修身做人,坚定党员理想信念,是西柏坡“赶考”精神的重现,也是党不懈的价值追求。(二)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西柏坡“赶考”精神作为西柏坡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坚持依靠群众、坚持团结统一的精神,体现了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共产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在这场无止境“赶考”的途中,人民群众是党的执政路线以及所提方针、政策的重要信息反馈源,他们在这场“赶考”中起着考规、考纪、戒尺的作用。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是西柏坡“赶考”精神的精髓之一,针对现在个别党员干部脱离群众、公私不明的现象,西柏坡“赶考”精神的作用又有所体现。十八大以来,中央组织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提出“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体要求,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对弥漫在党内的不良风气,尤其是作风问题进行了全面清查;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加强对党员理想信念的塑造;同时,重温党的历史传统,传承党的思想精髓,采取了一系列联系群众的举措,加强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了党的执政根基。这一教育实践活动与西柏坡“赶考”精神一脉相承,强调联系群众、以人为本,是西柏坡“赶考”精神在新形式下的深刻体现。(三)深化“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对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关键环节和主攻方向的集中体现。党带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场“赶考”具有长期性,“赶考”不会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追梦的过程就是我们党“赶考”的过程,是执政党作为这场大考的“考生”接受历史检验、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充满着矛盾与艰辛。在当前国内外形势多变的大环境下,我们党正面临着来自于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等“四大考验”。少数党员干部身居重要领导岗位,却丧失理想信念、腐化堕落,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巨大损失,抹黑了党的形象,危及了党的执政根基;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改革的破旧立新“侵犯”了部分既得利益者的灰色利益,对此,他们阻碍改革的进程,给党执政能力的提升和国家的发展带来了阻力,损害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部分党员干部经受不住金钱的诱惑,大搞权钱交易、权力寻租,扰乱了国家市场经济秩序;一些西方国家为了遏制中国发展强大,渲染中国威胁,声称中国必将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并鼓动国内外反华势力,骚扰中国发展,幻想颠覆中国国家政权。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认识到这些现象倘若得不到及时清除,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和民族复兴进程将会遭受巨大阻力。由此,“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铺开。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转方式调结构、创新驱动发展,改革政治体制,打破既得利益,保证这场“赶考”目标的实现;在全面从严治党方面,加强党规党纪教育,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净化党员错误思想,号召全党“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在全面依法治国方面,健全我国法律体系、严格司法程序:民法总则、环境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的颁布,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使得“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理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阶段性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推进民生建设、文化软实力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是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赶考”的积极探索。在这一过程中体现出的艰苦奋斗、戒骄戒躁、敢于斗争的创业精神与西柏坡“赶考”精神相契合。因此,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应对“四大考验”,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做好“赶考”的每一道题,是对西柏坡“赶考”精神的弘扬,是“赶考”精神的集中体现。

雷才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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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会议精神及其现实意义?

古田会议精神及其现实意义?1929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召开,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其精神实质是用无产阶级思想来建设党和人民军队。古田会议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不仅对当时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起推动作用,而且对新时期党的建设仍具有借鉴意义,因此,弘扬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有必要的。本文从形成、内涵、现实意义三个方面对古田会议精神和党的建设问题进行探讨。一、古田会议精神的形成1927年大革命失败,国共合作结束,我国的革命转入低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分析、总结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并吸取教训,在八七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1927年爆发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党开始进入独立领导武装革命斗争和创建工农红军的新时期。在秋收起义攻打长沙失败后,毛泽东转移战略路线,继而南下,1928年4月以朱德、陈毅为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的农民武装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创建了中国第一支红军――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为了巩固根据地的建设和扩大革命力量,吸收大批人员入党就成为必然,结果导致党和红军的成分复杂,包括农民、工人、旧军队和俘虏等,据统计,1929年5月,红四军有党员1 329人,其中工人出身的311人,占23.4%;农民出身的625人,占47%;小商人出身的106人,占8%;学生出身的192人,占14.45%;其他95人,占7.15%;可见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了76.6%。由于阶级成分的复杂性,组织内部滋生了一系列问题,这给幼年的共产党增加了难度。为了提高红四军的觉悟,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红四军加强党的建设、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不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红军的阶级觉悟逐渐提高,具有了土地革命、武装工农、建立政权的意识,在各方面取得了成效。为了解决红四军党内的一系列问题,消除非无产阶级错误思想,提高阶级觉悟,1929年9月28日,陈毅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中央九月来信,12月29日中国共产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召开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和军队建设的经验,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决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指出中国的红军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绝不是单纯地打仗,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重大任务[2]2。《决议》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事只是党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和手段,绝不能把军队凌驾于党之上,将军事与政治对立的观点是单纯军事观点,强调军事可以脱离政治并领导政治,其结果必然会走向和旧军阀、国民党一样的军阀主义道路。《决议》确立了红军内部的民主制度。在官兵关系上表现为官兵平等,在士兵与群众关系上,红军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古田会议精神是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伟大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建党建军史上的里程碑。1989年12月22号,江泽民亲临古田视察,他深有感触地说:“我们抓党的建设,抓军队的建设,抓思想政治工作,就要按古田会议精神去做,古田会议决议是个宝,至今还有强大生命力,要温故知新,学而时习之。”胡锦涛曾两次亲临闽西革命老区,他在参观古田会议纪念馆后指出:“古田会议是我们党和军队建设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在跨世纪发展的征途上,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古田会议精神,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这个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确保党的政治任务的顺利完成。”胡锦涛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明确指出: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针对党和红军中存在的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及其危害,提出了思想建党的原则,强调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要经常注意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一重要思想,对我们党的建设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二、古田会议精神的内涵古田会议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一样,是我党和全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其内容丰富,涵盖了党和人民军队建设的方方面面,成了党研究和探索思想建设、组织建设、新型军队建设等问题的历史性开端,不仅给新民主主义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在新形势下,重新认识和总结古田会议精神内涵具有现实意义。第一,思想建党是古田会议精神的核心,坚持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大革命失败,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当时红军内部存在着严重的非无产阶级错误思想,如单纯军事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军阀主义残余等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总结,认为“红军党内部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的教育做起”。毛泽东针对当时党和红军内部存在的种种错误思想,在古田会议上提出了从思想上建党的理论和原则,解决了这些问题,并提高了无产阶级的思想觉悟。坚持从思想上建党,其根本任务是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基本立场去教育无产阶级,使其克服非无产阶级的错误思想,提高阶级觉悟,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保证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的贯彻实施。坚持思想建党的原则,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基础和根本要求,才能永葆党的先进性。第二,创建新型人民军队,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指挥枪,而非枪指挥党。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区别新型军队与旧军阀军队的重要标志,是对旧式军队中军阀主义的彻底否定,军队中的一切行动必须要听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挥,绝不能使军队脱离党的领导进行独立地组织活动,更不允许让个人来管理军队,擅自调动和指挥军队。毛泽东对大革命失败后的原因进行认真分析,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军队内部存在的一系列错误思想,这些错误思想何以产生?毛泽东认为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从客观上,问题产生是由于党的组织的阶级成分复杂、混乱,主要组成部分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是从主观上,认为“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做正确的路线教育,放任错误思想发展的结果。”因此,为了纠正错误思想,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提出了党指挥枪、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和理论。并强调指出,要解决红四军内部的错误思想,就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只有这样,红军才能完成赋予他的革命使命和历史任务。古田会议决议从理论、原则和制度上正确解决了党对红军绝对领导这一最重要问题,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是区别旧军队的一个分水岭,同时也解决了在农村落后、以游击战争为主的情况下把工农武装改变为无产阶级政党绝对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为军队的健康成长指明了正确的政治方向。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毛泽东指出:“中国工农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广大劳苦大众争取解放的工具,它与一切旧军队有着不同的性质,即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质。红军性质决定其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性质和宗旨决定着任务:“绝不是单纯地打仗,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担负着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重大任务”。建立新型军队,除了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还必须建立良好的内外关系,提出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以及军政一致的理论原则,各红军部队普遍建立了士兵委员会,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军官和士兵在政治和生活上平等;还规定士兵不能拿人民一个红薯,借了东西一定要还,与人民群众建立良好的关系。这种新型人民军队的建军思想保证了军队的健康发展。第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古田会议精神的精髓。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是在苏联国际的帮助下不断成长,同时苏联国际给我们党下了很多的指示,且很多指示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看待中国国情,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工业不发达、经济发展水平低,工人阶级数量较少,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人数占据多数,如果坚持本本主义或教条主义,中国革命必然失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根据实际情况、从国情出发,改变了战略路线,没有攻打中心城市,而是转而南下,并在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经过孤立无援的长途跋涉,士兵的吃穿住都成了问题,伤病员逐渐增多,为了扩大革命根据地,扩招非党员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以及俘虏兵,阶级成分复杂,思想混乱,红军内部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共产党人认真分析了这些问题的来源,并针对病源进行了有针对性“医治”,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解决了建党建军方面的问题。认为党的建设和红军建设出现问题的原因就在于部分党员中存在浓厚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没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脱离了实践,违背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理论原则,因此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唯心观念的错误思想,形成了具有创新精神的理论,包括之前形成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路线。在此基础上,1930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了“没有调查权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科学论断,反对脱离实际的“本质”错误,要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建党、建军道路。三、古田会议精神的现实意义古田会议精神是发生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不断探索而形成的创新精神,在今天,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面临着诸多新的挑战和新的任务,肩负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的重任,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和解决遇到的难题,古田会议精神仍给我们提供启迪作用和借鉴意义。第一,必须坚持思想建党的原则,加强党自身的思想建设。毛泽东针对当时历史条件下党和红军内部出现的种种非无产阶级错误思想,提出了“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从思想上建党是古田会议的核心精神,也是其最突出的历史贡献。古田会议决议初步回答了在红四军党内主要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的情况下,如何从思想建党这一方面来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从此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和党情的新道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建设一个怎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显然,保持党的先进性、加强思想建设必须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纠正各种错误思想,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加强党的思想政治理论和党性教育,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此我党应该自觉主动地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用先进的文化教育广大党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第二,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军队正确的政治方向,为强军兴军的实现提供保证。毛泽东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况,在古田会议上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解决了建设怎样的红军、怎样建设红军的问题,提出要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显示出我们党善于从实际出发做出正确的战略判断。在新形势下,习近平指出强军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实力量保证,深化国防、军队改革是实现中国梦和强军梦的时代要求,也是强军兴军的必由之路,实现强军目标,我们应继承古田会议确立的军队建设原则,强调保持军队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军队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都是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展开的;在各种组织活动中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一切行动听党指挥,确保军队正确的政治方向,提高战斗力,保证能打胜仗,维护国家的安全、主权和发展利益;必须巩固和发展军队内部团结、和谐、平等的优良作风,保持新型的官兵一致原则,军官要体恤士兵,从细小处关心士兵,保障士兵的利益,同时要教育士兵听从指挥和安排,支持干部的工作。听党指挥是强军之魂,我们应该继承这种精神,确保官兵思想和信念的坚定。

戚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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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精神的四大力量?

延安精神的四大力量?延安精神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优秀分子,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的不懈奋斗中,在陕北延安极其艰苦的环境下,所体现出来的理想信念、精神风貌、思想品德、工作与生活作风的精华和结晶;它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一种精神、一种传统,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优良作风和风范。正如习近平2009年11月在陕西考察时所述:“伟大的延安精神滋养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凝聚人心、战胜困难、开拓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理想信念提供共产党人的原动力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灵魂。坚定的理想信念为共产党人提供源源不绝的原动力。正如习近平所述:“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在延安时期,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仁人志士甘冒出生入死之险,身陷囹圄之难,丧亲失友之痛,错误对待之冤,缺衣少食之苦,抛头颅,洒热血,夙兴夜寐,栉风沐雨,我想,他们绝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否则那么多党的领导人也不会离开自己富裕的家庭参加革命,朱德、叶挺、续范亭等众多著名将领也不会放弃国民党的优厚待遇参加共产党,众多的优秀人才也不会放弃后方安逸的生活来到延安,他们是为了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和人民的幸福,来奉献自己的青春乃至于生命,这是毋庸置疑的。这就是坚定正确政治方向的力量。追求真理是共产党人的影响力实事求是是延安精神的核心,是延安精神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实事求是是为了探求事物的本质规律,也就是追求真理。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问题,所谓真理,就是解决时代问题的钥匙,应该讲,谁掌握了真理,谁就有可能站到时代的最前沿,成为时代的弄潮儿。掌握真理。真理不会自动走到我们的头脑当中,也不会现成摆在那里等着我们去拿,而是需要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去不断求得解决问题的锁钥。坚持真理。因为仅仅掌握真理,但不为领导者接受,则不能转化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比如在王明教条主义路线时期,毛泽东许多正确的主张就得不到采纳。所以正是延安整风,使全党的思想统一到正确的路线上来,才为革命胜利提供了坚强的思想保证。正如张闻天同志所言:“真理在谁一边,我就听谁的。毛泽东讲得对,我就听毛泽东的。”所以谁掌握了真理,谁就能发挥巨大的影响力,谁就能团结更多的精英力量。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检验真理。是不是真理,不是由谁说了算,而是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为历史已经证明,错误的思想路线无一例外地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巨大损失,最后不得不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在和平和建设时代也是如此。依靠群众是共产党人的凝聚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延安精神的内涵。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正如中央领导同志7月10日在哥本哈根商学院的演讲时所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举起了一面旗帜,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哪一个或哪几个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这一点从革命到建设再到改革,一路走来从未改变。”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共产党人是人民的公仆。延安时期,党员干部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到处只见公仆不见官,充分发扬民主,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的利益,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极大支持,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正如毛泽东说:“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以人民的生产生活问题为己任,办医院,办保育院,办识字班,解决人民的看病难、上学难问题。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的意志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延安精神的特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政治品格和精神风貌,体现了一个毫无私利、始终以人民解放事业为己任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本色,实现党的路线的重要保证。早在1939年,毛泽东就告诫全党:“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要把现在许多人中间流行的那种自私自利、贪生怕死、贪污腐化、萎靡不振的风气,根本改变过来。”新中国一成立,毛泽东又号召:“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之后,他又多次强调:“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在延安时期,用小米加步枪打胜了一仗又一仗,用双手和锄头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用主义和真诚团结了社会的大多数,都充分体现出这一点。在现时代,虽然各方面条件取得了很大改善,但也面临许多新的国际国内问题,距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还是不能丢。因此,在延安精神当中蕴含的这四种力量,在当前社会,对党员领导干部来讲,不仅有必要坚持,而且有必要进一步发扬光大。要继续保持原动力,补精神之钙,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克服精神懈怠的危险,保持纯洁性;要继续发挥影响力,求思想之真,把握岗位工作的客观规律,克服能力不足的危险,保持先进性;要继续提高凝聚力,强化与群众的血肉之情,克服脱离群众的危险,保持公仆性;要不断增强意志力,继续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消极腐败的危险,保持发展的可持续性。同时把这四种力量汇聚起来,形成巨大的正能量,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

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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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船精神有哪些科学内涵及其时代价值 ?

红船精神有哪些科学内涵及其时代价值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积贫积弱,在内忧外患之中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大批进步知识分子及无数爱国青年、仁人志士毅然接过“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曲折历程中,历尽艰辛,最终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走俄国人的道路”。1921年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胜利闭幕,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利益,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便焕然一新。它的诞生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这条游船也因此获得了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红船。在这挽救民族危亡、探索“救亡图存”道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艰辛历程中,中国劳动人民凭借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精忠报国,威武不屈”的中华民族精神,与早期初步具有共产主义信仰的先进知识分子们“一身正气,救民水火”“敢为天下先”的革命精神相结合,凝聚成特定的红船精神。这种精神是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种首创性、原创性的精神形态,是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体现,也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精神链条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红船精神的形成过程鸦片战争后,国际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中国社会结构遭到严重破坏,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被迫卷入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中,沦为其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地,我国自然经济、手工业、农业生产等都遭受重创,人民生活困苦,国家积贫积弱。加之封建专制制度的严重束缚,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列强觊觎、内忧外患中,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从1840一1921年的80年间,无数仁人志士从“睁眼看世界”产生变局思想,到“师夷长技以制夷”,再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近代化努力到“救亡图存、民族复兴”进行了艰难探索,秉承着中国传统“经世致用”、“变法维新”、“济世”等精神,又先后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吸收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科学”等思想。同时,中国人民为反帝反封建进行了不屈不饶的英勇斗争,农民阶级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农民、手工业者发动的“义和团”运动,直到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但遗憾的是,这些斗争都未能取得最终的胜利。这一段艰辛的历史也证明:中国农民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存在着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在他们的领导下,民族民主革命不可能取得胜利。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它极大地鼓舞和增强了中国人民进行反帝斗争的信心和勇气,促使中国产生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觉醒,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启准备了最重要的条件,也为新文化运动,五四爱国运动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中国从将此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以解决历次资产阶级革命所未解决的问题。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先驱者——李大钊的大力倡导和宣传下,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通过组织社团、开设课程、创办刊物、创办工人夜校等,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如:1918 年4 月,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在湖南长沙组织成立新民学会,作为湖南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反帝反封建运动的中心,是我国五四运动前后国内影响最大的一个革命团体;1919 年9 月,周恩来、马骏等在天津组织觉悟社,作为青年爱国学生的进步社团,很快成为天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和反帝反封建的中心。从1919 年起,李大钊又先后在北京大学、朝阳大学、北京女高师范等校开设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努力向在校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1920 年3 月31 日,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组织以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述为主要目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经过长期的理论宣传和准备,1920年初,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开始酝酿建党的问题。在法国留学的蔡和森等也明确提出应该建立“中国共产党”。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北京、武汉、广州、长沙、济南等地的先进知识分子,先后分别于1920年秋至1921年春季期间,建立了党的早期组织。在法国和日本留学的青年学生,也于1921年成立了党的早期组织。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参加会议的各地代表有:李达、李汉俊、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等13名代表,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参加了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列席了会议。在会议进行过程中,突然有法租界巡捕闯进了会场,会议被迫中断。于是,最后一天的会议,便转到了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艇上举行。经过讨论,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并选举产生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从此,中国诞生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而位于嘉兴南湖边上的“红船”,也因此成为了伟大历史的见证物、标志物而永载史册。在这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寻求救国真理、探索救亡图存之路的艰辛历程中,也形成和铸就了光辉灿烂的红船精神。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一样:“1921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 。与之密切相关的红船精神也更加光芒四射,受到历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上世纪60年代,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同志两次重访南湖,即兴赋诗。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关怀党的诞生地,或瞻仰红船,或亲笔题词,勉励我们“沿着南湖红船开辟的革命航道奋勇前进”。 2005年6月21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光明日报》上刊发五千余字的署名文章《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系统阐述红船精神,认为红船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对红船精神作了进一步阐释。此后,社会各界对红船精神的学习和研究也跨上了一层新的台阶,迈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二、红船精神的科学内涵红船精神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和无数仁人志士呕心沥血探究救国真理,无私奉献、努力奋斗而凝聚成的一种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初步相结合最早的产物。它具有强烈的革命性、深厚的民族性和鲜明的时代性,是一种创新精神。它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揭开了“创造中国新社会”的序幕。可以说红船精神是中国无产阶级领导革命所形成的最早的革命精神之一,具有极其丰富和重要的内涵。习近平同志将红船精神的内涵高度提炼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一)开天辟地,敢为人先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以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站在历史和时代发展的潮头,在“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的艰难环境中,经过不懈的努力和探索,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辛亥革命后,中国人民推翻了满清专制王朝,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所期望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未来到。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军阀统治,日趋黑暗;封建保守势力仍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袁世凯为复辟帝制大力提倡尊孔读经,中外反动派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逆流,康有为等人也要求定孔教为“国教”。面对这股反动逆流,大多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为令人失望,他们有的和封建势力同流合污,有的偃旗息鼓,许多人则感到彷徨苦闷,找不到出路。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认为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国民缺乏“民主”“共和”意识,必须从文化思想上冲击封建思想和意识。为此,他们在文学艺术界发动了一次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民主,反对独裁;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同封建反动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吸引了许多爱国青年,特别是青年学生共同集合在反帝反封建的大旗下。十月革命后,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冒天下之大不韪,毅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曾讲道“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这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随即逐步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和分析世界形势和中国的现实问题。他们积极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身体力行,为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李大钊在其《Bolshvism 的胜利》一文中强调“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 提出了最早的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在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学习研究、宣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其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姿态,成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这批中国先进分子又创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革命史乃至中华民族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二)坚定信念,百折不挠坚定信念、百折不挠是红船精神的思想灵魂,对整个红船精神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无论身处何时、何地、何种境界,坚定地信念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坚持斗争的强大精神支柱。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和无数马克思主义者的崇高追求,也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力量源泉和精神支柱。党员坚定了理想信念,就有了立身之本,就能够经受住各种各样的考验,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背弃了理想信念,共产党员的政治生命也就终止;淡化理想信念,共产党员就会落后于时代前进步伐。共产党的创立也正是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对救国真理的探索和对马克思主义执着追求的坚定信念的具体体现。反动势力将共产主义视为祸患流毒,将共产主义者视之为“赤化分子”、洪水猛兽,一直采取严厉打击的政策。在艰难的环境中,革命先辈们不屈不挠,依然冒着危险,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过程中,又遭到敌人暗探的袭扰。但是这些先进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坚持理想信念,几经周折在嘉兴南湖的“红船”之上顺利完成了党的创建任务。之后,中国共产党又在长期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历经曲折而不畏艰险,屡受考验而不变初衷,靠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经过28年长期的浴血奋斗,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让人民翻身当家作了主人。在这批建党初期的共产党员中,有曾经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同盟会会员,在实践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如董必武、林伯渠、贺民范等人;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中资产阶级民主激进派的领军人物;五四运动前出国留学的先进知识分子,留学海外的经历促使他们接受并信仰马克思主义真理;还有在五四运动时期成长起来的左翼青年学生;湖南以毛泽东、何叔衡等人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学生以及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等人 。这一代从新文化运动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他们普遍立场坚定、方向明确,大多数人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经受住了各种考验。在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建设富强民主国家理想的征途上,建党时的50多名早期成员历经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的“大浪淘沙”,先后有21人牺牲或在革命岗位上病逝,16人因各种原因选择了脱党退党,但脱党后又恢复党籍参加革命工作的有5人,除此之外有8人被开除党籍,到革命胜利时,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有4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经受住了考验,充分证明了他们坚定的信念,不屈不挠的斗争,也表明这个群体是当时中国先进分子的集中代表。(三)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是红船精神的核心内涵,是以李大钊、毛泽东等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给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作为从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早期共产党人,他们把毕生的精力无私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他们“舍小家,为大家”、“舍自家,为国家”、“抛家舍业干革命”,为革命斗争做出了杰出贡献。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许多共产党人为革命、为了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牺牲了自己的宝贵生命,用自己的鲜血谱写了一曲曲壮烈的生命赞歌。无数革命先烈和党的优秀儿女传承立党为公、无私奉献的精神,不惜流血牺牲,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他们为革命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与热血,在史书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正是一大批先进的爱国知识分子和无数中国共产党的忠诚为民、无私奉献铸就了红船精神的显著特征。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总结我党执政的主要经验时强调:“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立党为公、忠诚为民,是红船精神的重要内涵,也是我们党的建党初衷,和最根本的执政理念。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我们党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自创建之时起便决定了我们党必须将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和力量之源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党的唯一宗旨。党的一切奋斗都要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我们党夺取政权,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幸福;建立新中国以后,巩固执政地位,也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幸福。真是因为如此,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的五十多名党员,发展到今天的八千多万党员;从一个弱小的党成为一个伟大的执政党,并带领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大力支持始终是我们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三、红船精神的时代价值红船精神同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一起,伴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程,共同构成了我党在曲折前进的征程中战胜各种困难和挑战,不断取得胜利的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船精神可谓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其他革命精神,无不与之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可以说正是红船精神孕育了一个“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时至今日,红船精神仍然焕发着熠熠光辉。红船精神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及实现共产主义为己任,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凝结成的特殊的观念意识形态,集中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民族精神与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红船精神的丰富内涵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科学的方法论断,成功的经验总结,和具体而生动的工作方法,为我们在处理各种问题上提供了指导和方向。红船精神蕴含着党的建设的丰富经验,为树立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继续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推动力,对于加强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抵御风险的能力,加强党的建设,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保持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立党为公的政治本色,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大力继承和弘扬红船精神对于坚定信念、凝聚人心、开拓进取、合群奋斗,助推全面深化改革,促进“四个全面”,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及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一系列的新问题出现在我们面前: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带来了严重的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地域差距,加之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不断涌入,无疑对我国社会主义传统主流价值观念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贪污腐化,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奢侈享受等腐朽的官僚主义作风也日渐出现在我们官员的身上,反腐倡廉工作迫在眉睫……面对这种种问题,弘扬红船精神显得尤为必要。只有不断学习红船精神,了解革命先烈的艰苦卓绝的努力,才能真正从思想上远离贪腐,从行为上拒绝奢侈;才能真正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才能一心一意的为人民群众谋福祉;才能调动社会各界的生产积极性,大力发展生产力,建设公平高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前改革由“摸着石头过河”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期,改革切入到制度层面、利益调整层面和自我革命层面等深层问题,触及了转变政府职能、缩小收入差距、强化权力制约等一系列“硬骨头”问题,越往后改,难度越大,越需要啃“硬骨头”。为了加速推进改革发展,全体党员干部和全国人民群众都要深刻认识、准确把握,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自觉把全部力量凝聚到全面深化改革上来。必须要牢固树立阵地意识、问题意识、危机意识,坚定信念、合群奋斗、无私奉献,在改革创新中突破观念束缚、突破发展瓶颈、突破开放局限、突破利益藩篱以推动全面深化改革。这就更加需要我们大力学习、继承和弘扬红船精神,只有如此才能早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繁荣发展。为了继承和弘扬红船精神,我们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更加深刻的领会中国梦的真正内涵和精神实质,进一步增强自觉性和坚定性,牢牢把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坚持党的领导,牢记党的宗旨。切实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不断加强我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在深入学习红船精神的同时,我们更要认真学习习总书记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结合党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任务的新变化,结合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实践,不断赋予红船精神以新的时代内涵,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推进“四个全面”,动员和激发广大群众干部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而不懈奋斗。红船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进行的强有力支持与保障,“路漫漫其修远兮”,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知有多少出人意料的困难正悄悄等待着我们,也不知有多少隐患潜伏在我们身边,但是我们要知难而上,勇往直前。红船精神的精髓是“首创、奋斗、奉献”,这也是我们党始终保持生命力和战斗力的关键所在。红船精神,作为一座不朽的丰碑,必将永远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迈步向前。

骆松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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