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王余光教授的
学术研究方向
是文献学、阅读文化及现代出版业
多年来他倡导“让阅读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这样一位学者的书房
会是什么样？
那一架架书籍在他的心目中
有着怎样的分量？
又承载了他怎样的思考？
本期北大学者书房
我们一起走进王余光的书房
看一看满屋藏书铺就的阅读之路
感受关于阅读文化的思考与传承
踏入王余光的书房，书香的味道扑面而来，先于映入眼帘的书籍的印象。这味道，是只有大量的书籍聚集在一起才会发出的一种特殊的幽香，或许只有穿行在图书馆才会偶尔体味到。
我们无法给出准确的数字。我们目前知道的，这间屋子里的书只占有王余光所藏书籍的三分之一。
据王余光回忆，这些书籍有很多是当年从武汉大学带回来的。于是新的问题来了，如此多的书籍，运输是个大事儿。
王余光1999年从武汉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在此之前，他已经在武汉生活教书很多年，自然积累了很多书。于是如何把这些书运回北京，是一个庞大的工程。
据王余光回忆，当时的他租用了一个10吨的集装箱，除了一些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外，其他的都是书。刚回到北京大学时住房还没有完全搞好，这些书就只能暂时存放在火车站。当时非常害怕北京下雨，一旦下雨，这些书就会被淋湿。好在担心的事最后没有发生。
在运送这一集装箱书的时候，王余光印象很深刻，运输人员会带着一根竹竿，一开始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拿一根竹竿。运送的路上，这根竹竿的作用就发挥出来了。当时那个十吨储存量的集装箱非常高，路过一些电线的时候，由于电线下垂导致集装箱高度可能超高，于是就用竹竿把电线架高，这样集装箱才能通过。
于是王余光开玩笑的说：“这些书里不但有作家、学者知识的智慧，也有工人的智慧。”
在王余光的书房，一个个简易老旧的书架，并排而立，像是进入了图书馆。按照我们一般想法，一个拥有大量书籍的教授的书房，会配有一排排高档华丽的、带着柜门的书柜。但是，王余光的书架看起来不仅不够高档华丽，甚至可以说是老旧而简陋，但是，却是实实在在、非常实用的。原来，这些书架也有故事的。
他从北大毕业之后，首先到武汉大学工作。当时武汉大学给青年教师的宿舍，统一配发了书架。1999年，王余光调回北大时，就与武汉大学商议，是不是可以把这些书架一起带走？最后，王余光以每个100元的价格，保留了这些书架，带来了北京。
几次搬家，学生总劝王余光把这几个书架淘汰掉，但是王余光并没有抛弃它们。一个原因是，这种书架结实、能放书，一层放两排，垂直于墙面放，两边都可以取书，很方便。第二个原因，就是用了近四十年，他已经对这些书架有感情了，不舍得丢掉。
书架，是载体，这里不只有感情，同时还寄托着王余光传承中国藏书传统的情怀。
说到中国的藏书传统，王余光提到一座建筑，一个藏书楼，即天一阁。
天一阁坐落在浙江宁波市，有近500年的历史。这是目前亚洲保存下来最早的私人藏书楼。为什么天一阁如此重要呢？王余光解释说，人们常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话经常被我们理解为苏杭一带比较富庶或者风景秀丽，但实际上，这句话还可以理解为包括对苏杭一带高度文明的夸赞。
历史上藏书楼最多的就是苏杭一带，出状元最多的地方也是这里。在没有图书馆、没有网络的情况下，藏书对促进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对一个地方文明程度的提升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天一阁可谓私家藏书楼的典范。
采访过程中，王余光为我们展示了三个建筑的对比，第一座是天一阁，第二座是文渊阁，第三座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档案馆，它也是曾经的燕京大学图书馆。
这三座建筑，外观上非常明显是相似的，这体现了从明代、清代到民国时期，中国藏书文化的一种传承。当我们走进一座历史悠久的图书馆时，我们正继承着曾经的中国文化，就像前人在天一阁、在文渊阁一样，感受到人类智慧的结晶。
采访中，王余光经常提到一个人，他的老师张舜徽。张舜徽先生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文献学家。张先生去世之前把自己的藏书捐给了他的家乡湖南省图书馆。张先生捐了5000余册藏书，其中4000余册是珍贵的线装书。
据王余光回忆，张先生平时的生活很简朴，却将这些非常珍贵、有价值的书捐给了图书馆。现在的湖南省图书馆，有一个“张舜徽先生专室”。
说到学者生命的延续，并不仅仅个人是这样，对于藏书机构，比如图书馆，也是这样。王余光将这种书籍收藏叫做“战略收藏”。现在的城市生活，空间紧缺、出版物剧增、阅读的碎片化以及新型的电子阅读方式，这些因素都冲击着传统的藏书业。中国的未来很有可能就没有私人藏书了，但是，人类的文明依然需要延续。
图书馆作为藏书机构，有义务把这些人类文明的结晶传承下去，这也就有了王余光所说的“战略收藏”。把有限的个人收藏，捐献给图书馆，这或许也是个人藏书的最好归宿。
江浙一带经济发达，藏书传统悠久，直到现在，各级图书馆都建设得非常好。经济欠发地区的图书馆，就不那么乐观了。那些地方，即使是学校图书馆也比较落后陈旧。
王余光在北大教书之外，近二十年来，一直在社会上从事阅读推广的工作：评审遴选优秀图书、讨论确定推荐书目。比如与深圳图书馆合作，为深圳市民每年推荐30本中外典籍作为家庭藏书，到今年正好第8个年头，计划10年共选出300本书，正好可以是一个家庭书架的容纳量。
王余光作为评委，每年参加国家图书馆 “文津图书奖”的评选活动。这样的工作，既是优秀书籍的社会推广，也是一个阅读文化研究者的理想。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
被书本簇拥时就置身于广阔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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