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这是基于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实践经验所作出的深刻概括。回首党的百年历程，倍感这一论断寓意深刻。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命运确实是和它所走过的道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以致发展成为现在具有世界性重大影响的百年大党，就是由其道路决定的。正是借助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党摆脱了险境，领导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正是借助于独立自主、不断探索的发展道路，党的力量不断成长壮大，经验逐渐丰富，带领人民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正是借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能力不断增强，领导中国取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使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强国。正因为道路如此重要，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讲：“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
对于中国道路，固然要从“特色”的角度来看待，同时也要从历史观上来把握，尤其是要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予以理解和把握。这不是要把中国道路拉进历史发展规律之中，而是实际发展本来如此，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离开了历史发展普遍规律，很难透彻地说清中国道路的“特色”，乃至会作出各种肤浅的以至歪曲的解释。这就自然涉及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即历史发展普遍规律与各个国家具体发展道路的关系问题，需要从理论上作出回答。
应当承认，历史发展中的规律与道路是不同的：规律代表的是普遍，是就人类社会历史的总体联系和发展趋势而言的；道路代表的是特殊，是就各个国家、民族的具体发展过程和发展方式而言的。二者的参照系和具体内容各不相同，因而不可混为一谈。但是，二者又不是彼此外在分离的，而是内在联系在一起的。简要说来，道路是规律在一个国家、民族的具体实现方式。在现实的发展过程中，规律在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实现方式，就形成什么样的道路。由于普遍规律在不同国家以及这些国家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所实现的方式不同，因而形成的道路也不同。
二
近代以来，中国之所以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由当时所面对的历史发展总趋势和国内各种错综复杂的环境、条件决定的。就历史发展总的趋势而言，世界各国的情况尽管千差万别，但其总体趋向是明确的，这就是经过西欧主要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已经牢固地确立其统治地位，并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这种演变显示的是历史规律，不可逆转。就中国面临的环境、条件来看，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发展颇为艰难。历史摆在中国面前的道路大致有这么几条：一是跟着西方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二是走改良的道路，三是学俄国十月革命经验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当时的条件下，前两条路根本走不通。因为西方资本主义虽然在中国强行推行资本逻辑，但其决不是要帮助中国发展自己的资本主义，使中国强大起来，培植一个竞争对手。而且，中国也不可能效仿西方国家那样采用殖民掠夺的方式来发展资本主义。所以，第一条路走不通。对于第二条路，中国也尝试过，这就是建立过君主立宪制，但最后也没有成功。因为清政府要维护的是清王朝的专制体制、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根本不可能真正推行君主立宪，维新运动被镇压就是血的教训。最后的选择，也是最好的选择，就是第三条路，即向俄国十月革命看齐，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国家自强之路，彻底摆脱奴役压迫、实现人民解放之路。就是凭借这条路，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真正站了起来！历史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和选择，完全是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规律和总趋势，根据本国自身的环境、条件，经过探索而形成的。因此，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绝没有离开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不能离开普遍规律孤立地谈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实际上，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就形成于历史发展普遍规律与中国特殊环境、条件的交汇点上。只有借助于规律性的审视，才能更透彻地看清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来龙去脉。
可以看出，无论是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还是中国建设和改革道路的开创，都是历史发展普遍规律与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对于中国道路的“特色”，不能作简单化的理解，应以全面的阐释和把握。
三
主体的能动创造同样涉及与规律的关系问题。道路的开辟有赖于主体能动性的积极发挥，但其发挥也是有前提的，这就是尊重规律。越是尊重规律，越能使主体能动性得到有效的发挥，越能使道路走得更为顺利。中国道路的成功，从根本上来说，是遵循规律的结果。具体来说，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正确把握的结果。建党百年来，我们也曾走过弯路、付出过代价，但是我们党能够自觉进行自我革命，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使其所开创和发展的道路更加符合规律，因而这样的道路越走越宽广、越走越顺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新的发展阶段，要继续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仍然需要把思想、行为、体制、机制等从不符合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其释放出巨大生机与活力，以更好地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这也正是要求从历史发展普遍规律来把握中国道路的真正意义所在。（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本文原载于《北京大学校报》第157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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