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我国处于一段比较动荡的时期。我上学的时候日本人已经占领了文水，很快我离开家乡，去了山西的国民党占领区。抗战胜利后我又回到太原，初中就在太原读书。当时生活条件很艰苦，只能吃小米，而且是定量的，没有别的吃的，也没有菜，只能泡点水放点盐就把小米吃了。
1951年，我参加高考，那时候心高气傲，觉得自己在中学理工科那么好，一定能考上清华，就报了清华大学，其他志愿瞎填了一通。结果，清华落榜了，我糊里糊涂去了瞎填的唐山工学院机械系，其实那时候我根本没听过这个学校，甚至都不知道唐山在哪儿。
去了以后我郁闷不已，一方面接受不了与心理预期的差距，另一方面学习成绩不好。在中学里我的理科都是挺好的，但是一到大学变得一塌糊涂。我记得刚入学要学大学物理，每次最后一堂课还有10分钟时，老师说你们拿一张纸出来，现出一道题，10分钟考试，必须把这个题做完。我几乎每次都是0分。时至今日我都记得一道题：雨伞上掉了一滴雨点，算重力和加速度——我还会算;但是老师又加了一个条件，说雨伞会转，我一下子就算不出来了。还有门课叫“投影几何”，我们都叫它“头痛几何”，十分难学。当时老师都是归国留学生，讲一次就认为你懂了，其实我根本不懂。学工科最重要的是要手巧，上机械制造课，要会做木工活儿，老师让我们把木头刨成一个长多少宽多少的木块，我一刨子下去木头就七歪八扭了，最后都是不及格的。
这段学习生活对我来说太痛苦了，我想改变一下。大概每个人小时候都想成为文学家，我那时候一想：不念大学也可以成为高尔基，人家不是也没念大学吗?我也想学着写小说。后来觉得大概不行，因为写小说得有生活积淀。我没有经过实际生活锻炼，当不了文学家，就还得考大学，我想上大学就学历史吧，没有生活也可以学历史。这样我就退了学，重新高考，报考了北京大学。
1952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开始了一生与史学的缘分。那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学校里的学习氛围很浓厚，老师、学生心气都很高，大家都觉得共产党真厉害啊，把帝国主义都赶跑了，都抱着学好本领、建设祖国的愿望一门心思地学。老师教得很认真，我们学习也很认真。
1956年我毕业那年，正赶上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我就留校任教了。其实我最开始是想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但是系里认为我外语比较好，要求我去教外国史，而且还是艰深晦涩的世界中古史，我也只能服从分配。世界中古史这一段的历史比较难学，当时引进的图书、资料很少。20世纪50年代学习苏联，引进了一些苏联的图书、资料，后来中苏关系破裂，苏联的图书也少了。至于出国留学、访问，更是不可能的事。另外，做外国史研究要懂外语，而我们学外语连收音机都没有，所以语言学习也比较困难。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我自己摸索着讲授世界中古史，也尝试做一些研究。在北大几十年，我也经历了风风雨雨，但是贯穿始终的就是史学研究，不敢说有多少成就，总还算积累了一些心得，在此与大家分享一下。
1956年，马克垚大学毕业照
做学问不能拘泥于经典权威。我刚读大学的时候，正是“全盘苏化”时期，教材全是学苏联的，苏联专家的意见也是权威的，我们不能有不同意见。苏联不少学者认为奴隶社会分两个阶段：一个是发达的奴隶社会，像希腊、罗马;另一个是落后的、专制的奴隶社会，像古代中国、印度、埃及、巴比伦。他们认为落后的奴隶社会不能发展到发达的奴隶社会，而且经济也不能达到先进奴隶社会的水平。我们一听就很生气，这种思想好像传达出的就是东方永远也达不到西方的水平，我们当然不同意了。当时，我就觉得苏联不太可信。一个原因是苏联很多观点是从西方引入的，有很多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东西被延续下来了;另一个原因我觉得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特别严重。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外进行了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大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在苏联是禁区，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又开始讨论这个问题。英国和法国的一些期刊上也发表了很多相关文章。我因为参加编写《简明世界史》看到这些文章，就觉得这一问题可以讨论。改革开放后，国内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人说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奴隶社会的，有人说是封建社会的，也有人说是原始社会的。我认为他们说的都不一定对。马克思对社会发展阶段的意见，主要是根据欧洲的历史经验做出的，对亚洲的历史了解不够，才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马克思也没有明确说过5种生产方式，是斯大林总结出5种生产方式，这并不一定完全正确。社会发展阶段的问题，还是需要讨论的。
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对我的思想是个很大的解放，让我知道不能迷信经典权威，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
要学习广博的社会科学知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史学界讨论的是所谓的“五朵金花”(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涉及土地制度的问题时，讨论我们东方有没有土地私有制。我当时读到侯外庐先生关于土地制度的一篇文章：《关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些普遍原理》，侯先生主张中国古代是土地国有制，这引起许多不同的意见。侯先生懂德语，他引用的马克思语录和习惯上翻译的很不一样，应该是考察过马克思原著的。所以我去查了马克思的原文，涉及的很多概念我都不清楚。马克思是法学博士，文章中有很多法学概念，而我的法律知识很差，当时不像现在有通识教育，可以跨系选课，而是“划系为牢”，不能随便选课。我只好自己补课，找外文法学著作来学习，读得昏头昏脑、半懂不懂，也去请教过法学大家芮沐教授。不过自己补课也有一定成果，就是了解到土地制度有法律形式和经济事实两方面的问题。1964年，我在《历史研究》发表了《关于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讨论中的几个问题》，从法学角度分析了什么是“占有”、什么是“所有”，不过并没有能解决这几个问题，只是提出问题而已。
通过这段研究经历，我发现学历史不能只学历史，还要有广博的社会科学知识。那时候我觉得法学当然是重要的，经济学、社会学也是很重要的。我一度还学习过一些经济学知识，可惜自己的数学基础不行，学不深入。广博的社会科学知识能使史学研究进一步深入，能够使人正确地提出问题，从而解决问题。
我始终认为，中国人研究世界史，也有自己的优势，就是可以以中国为参照系，进行中西比较，这样可以看到西方人看不到的一些问题。
比如，在法律问题上，西方有一种说法叫“王在法下”，他们认为法律不是制定的，是被找到的，因为他们对法律的概念追溯到了习惯，习惯是先有的，法律先于国王，法律也因此高于国王，所以他们认为西方是民主的、文明的、法治的，指责东方是专制和落后的，法律是君主制定的。后来我发现中国也有自己的习惯法，那就是“礼”，礼也不是由君主制定的。一般认为董仲舒是中国君主专制学说的奠基者。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也主张人君的行为应该符合天道，强调君王要遵守“礼”;不行天道，不按照“礼”的规定行事，是要下台的。所以，“王在法下”的概念在中国同样也有。西方王权讲究血统，一般世代相袭;而中国不同，中国人一直认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如果帝王违反了“礼”，老百姓是可以起来造反的，所以恰恰是中国人最具“造反精神”。
跳出西方主义圈子，扎根中国大地，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们过去就批判西方中心论，但是实际上我们的教科书大体上还是西方中心论，因为西方好像有发展规律，人家有希腊、罗马、中世纪，然后就到了文艺复兴、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但是东方是一种循环史观，中国是讲朝代，唐宋元明清，好像没有规律，所以我们就向西方学习。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学习了西方历史的这些规律后，我们的历史学研究才有了很大的进步，否则我们还是只有纪传体和编年体。但是，我们也因此不知不觉受了人家的理论控制，跟着人家走。当学生就是要向先生学习，学习了以后跟着先生走，最后就跳不出来了。
萨义德的《东方学》提出，你不但要认识到西方中心主义是西方人的学说，还要认识到是西方制造了东方主义，你对自己的认识也是西方人给你的。因为西方中心主义给了你一个理论、一个方法，你就得跟着它了，所以你戴着它的眼镜一看，我们就是落后、专制、不民主，形成了这样一个思维定式，这就是在话语上受了控制。
世界一定是多元发展的，中国有中国的规律，西方有西方的规律，阿拉伯有阿拉伯的规律，当然这些规律一定有共同性，我们应该在个别里求出最一般的东西。所以我一直认为，看问题要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束缚，这样我们也许会有一个新的世界历史观、一个新的世界历史图景。我觉得，不光中古史，整个世界的历史都需要重新研究，重新研究的重要任务就是摆脱西方人制造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束缚，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我写了《古代专制制度考察》一书，试着从那里面找一条路来。当然，完成这个宏伟的蓝图要靠几代学者的努力，特别要靠年轻学者，逐渐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一直以来，源于西方的学术范式、研究方法，长期占据国际学术主导地位。现在，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的史学已在不少领域可以到国际史坛一展风采，和他们打个平手，这日益引起西方学术界的重视。但是中国史学还是受西方主义的束缚，未能建构起中国自身的学术范式，出现“西化”和“国际化”的倾向。此外，符合中国特色的学术评价体系尚未建立健全，当前学术界重数量轻质量、重形式轻内容的评价导向，不利于学科的健康发展。我认为，未来我们的研究一定要扎根中国大地，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既要借鉴西方有益的理论和方法，也要根据中国历史文化实践经验和未来发展需要构建中国理论，同时，还要实现学术评价转型，改变“崇洋媚外”的学术评价标准，淡化数量考核，建立起更加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
在这一进程中，北大应作出自己的贡献。北大有一个光荣传统，那就是敢为天下先，北大就是要有这样一种精神，要做“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我希望北大能够保持这样的传统，而不是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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