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卫星：若是人生重许愿，愿做辛勤一园丁
●学生记者 徐亦鸣 何思萌
申卫星
申卫星，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第七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德国科隆大学访问学者，美国哈佛大学富布莱特访问学者，德国洪堡学者。在清华大学法学院长期为本科生开设《民法总论》和《物权法》等课程，承担清华大学教改项目——“基于OBE理念的《物权法》课程重塑”，尝试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教学效果广受同学好评，在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评估中多次获得全校前5%，获得多个国家级、北京市、校级教学奖项和“首都教育先锋”称号。
“若是人生重许愿，愿做辛勤一园丁。”从教28年来，申卫星从未忘记过他的博士导师江平先生说过的这句话。
“我觉得当老师是天底下最美的职业。”每次迈上讲台，申卫星都全情投入，“当你在讲台上讲解、踱步，感受到学生的目光追随着你，那是最美的享受。”
“浇一桶水，自己要有十桶水”
申卫星开设的《民法总论》是清华大学法学院本科生的必修课，每一个初入明理楼的法学学子都感受过申老师的魅力。从牛马驴骡到风车磨坊，琐碎生活也能成为他讲课的丰富素材，从信息权利到器官捐献，他总能旁征博引，时事热点、项目经历中的生动案例信手拈来。申卫星讲课时爱在教室里踱步，边走边讲，声音洪亮，“在明理楼三楼讲课，坐在一楼教务办的老师都能听见。”
谁也想不到，这样一位风格鲜明、学识渊博的法学教授第一次站上讲台时也会紧张。“我曾经是一个特别内向的人。”申卫星回忆起28年前刚刚本科毕业成为一名助教时的场景，仍觉如在眼前，“现在都记得当时的局促。”他笑言，如果要为当时的教学回忆写篇小文章，文章名字就叫《论讲台的功能：“挡住年轻教师紧张哆嗦的腿”》。
1992年从吉林大学法学院本科毕业，申卫星因本科就发表论文且获得了吉林大学最高奖——“吕振羽奖学金”而留校任教。年轻的申老师稚气未脱，便开始站在大阶梯教室前的讲台上，面对台下一百五十人的师弟师妹讲授《婚姻法》课程。“学生们见老师这样年轻，都暗自怀疑你的本事，想要挑战你。”申卫星为此准备了满满当当的备课笔记，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案例、知识点事无巨细，“几乎把课本都背下来了”。
初次站上讲台，申卫星一路从古代婚姻制度史向着今朝开讲，讲到“六礼”的知识点，只记得“纳采”“问名”“请期”，另外三个就怎么都想不起来。“记忆中自己把这一条记在了教案的右上角，也清楚在课本哪一页。”申卫星现在想起初上讲台的窘态还记忆犹新，“偷偷把书打开看一看，紧张得很”。
讲台下的学生听得有滋有味，一下课便追着申卫星问个不停，有些问题是备课时不曾想过的，学生的提问进一步促进了思考。年轻的申卫星一边攻读法学硕士一边承担教学任务，课余便从同学的提问、质疑与争论中提炼新问题，扩充自己的教学内容。读书与教书并行，传道授业与探索钻研兼顾。他不断丰富、充实自己的民法学知识体系，读硕士期间又发表了多篇论文，还获得了中国民法经济法学研究会的二等奖。
“那时候学习写论文真是‘被逼无奈’，为了在讲台上站稳脚跟，一定得更加努力学。一堂课四十五分钟，要做到滔滔不绝，要讲得精彩，要让学生收获满满、会心一笑，只有自己学明白了，才能给学生讲清楚。”申卫星说，“教学不是‘一桶水浇一桶水’，‘十桶水浇一桶水’才差不多。”
一路走来，教学与研究已经成为申卫星生活里两条紧密缠绕的螺旋链条，互促互进。“我能够在学术上有所成长，一定要感谢我的教学生涯，教学需求是我的学术起点。”申卫星始终认为，教师做科研、写文章，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教学。科研是以追求更高教学质量为现实动力。“大学应当首先是教学机构，大学的核心任务也是人才培养。”
28年过去，如今的申卫星在讲台上早已游刃有余。走进法学院《民法总论》的课堂，申卫星不带课本，同样的内容每次课都不完全相同，受到同学启发便就地发挥，随即展开新一轮剖析与升华。这种熟稔和博学背后，始终有厚厚一沓备课笔记在支撑，《民法总论》的助教常常在凌晨收到申卫星新修订好的课件，昨天刚发生的事第二天就被写进了课堂材料。
“教的过程是把学来的变成自己的，重新用自己的思路去表达和整理知识。”“教学相长”，不管是在教室里还是人生中，申卫星都在与学生彼此促进，也彼此成就。
不止“蹲马步”，也要“屠龙刀”
2020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国，全体清华师生在“云上”开启了居家上课的一学期。2020年2月13日，法学院召开全院第一场在线教学动员会，“所有的老师内心都充满焦虑。”申卫星说，当时老师们不熟悉在线教学的软件操作，也担心线上授课没有回应、效果不好，“面对一个屏幕讲，只能听到自己的声音，看不到学生的状态，心里很是焦虑。”
为了解决在线教学的“缺席”弊端，申卫星想尽办法提高同学们的课堂参与感，与大家多方互动——开摄像头提问、督促同学端正状态、不时提问、偶尔调侃……课下，申卫星也充分利用技术便利跳出时空限制，为同学拓展答疑机会，“有时在河边散步，也在和天南海北的学生们聊民法学问题。”答疑课变成互动场，不仅有例行的officehour辅导，还时常引发热烈讨论。“以前设置的OfficeHour是一个小时，在线上进行往往能讨论两三个小时。”
学生需要现场感振奋精神，教师也一样。习惯了走下讲台、走到学生中间讲课的申卫星，面对电脑摄像头也难耐枯坐干讲，常把摄像头放到高处，自己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边走边讲，与同学们隔空对话。走起来，申卫星就回到了自己熟悉的讲台，“我给自己找到了那种现场感。”申卫星说，面对新的教学技术，不仅要学会应对，还要学会利用，甚至是学会享受——“我现在面对镜头已经很熟练了，”申卫星和同事们在克服面对屏幕的压力之后，开始享受通过屏幕来跨越阻隔传播知识的过程，“这特别让人兴奋。”2020年，申卫星获评“清华大学疫情防控在线教学优秀奖”。
不管是疫情期间的在线课程，还是校园重逢后的直面讲授，申卫星坚持强调“互动”在教学环节中的重要性，这与他在2015年主持进行的教学改革项目“基于OBE理念的《物权法》课程重塑”是一以贯之的。传统教育范式以教学体系设计为框架，以教学内容为驱动，重视教师投入，但存在忽视学生收获反馈、续存动力不足的弊端。“OBE理念”指“基于学习产出的教育模式（Outcomes-based Education）”，以学生产出而非教科书或教师经验成为驱动教育系统运作的动力。申卫星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亲身感受了“OBE”教学实践给学生带来的深度参与体验。他尝试将这一理念运用于清华大学法学院的教学实践中，进行了一系列探索。
如何从以教为主到以学为主？课堂上，申卫星保持着自己爱走动、多提问的“强互动”风格，“冷不丁就提问，不管表达效果好还是坏，至少锻炼了学生公开表达的能力。”学生答不上来，申卫星也不急于直接给出答案或解释，而是保留意见，引导同学们追问、思考，“等到想破头也想不明白的时候，再告诉他答案也不迟，这样学生印象更深刻、收获更大。”久而久之，学习就从单向输入，转为师生之间的双向交互。
课堂之外，申卫星重新设计了教授课程的大纲框架，着重增设案例研讨、课堂展示的环节。申卫星抛出话题，用时事热点、社会事件作为研讨案例，组织学生进行专题研究并做公开展示。展示现场，申卫星还会邀请北大、人大等其他院校的多位法学教师来到课堂，共同点评同学们的分析深度、表达效果。“教师要舍得将讲台让给学生。”申卫星深谙，讲好一堂课要付出的功夫，远多于简单地坐在讲台下被动接收，他要求展示的学生们“要把听众从不懂讲到懂，还要讲得通顺流畅、生动形象，找到妥帖案例让抽象观点变得具体。”
申卫星不止创造机会让学生在课堂上“学以致用”，还积极推动清华大学法学院综合SRT、挑战杯、读书会、课题组项目、社会实践等多种方式培养学生。“学生学了知识却没有表达和实践的机会，就像总是让学生蹲马步，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用上那把‘屠龙刀’，学着挥舞一下法律之剑。”申卫星说，“OBE理念的教学方式以学生收获为导向，让学生有现实的参与感，也能激发学习兴趣、提高价值感。这些教学探索值得进一步深化，我现在做的这些尝试还远远不够。”
“法学的生命力在于生活”
“愈是下里巴人，愈是阳春白雪。”申卫星指出，“法学的生命力在于生活”，法学要增强回应社会的能力，同时要促进与其他学科交叉对话。
2020年的新冠疫情在法学界掀起了卫生法的研究浪潮，而早在2004年，清华大学法学院即已联合国内外专家学者成立卫生法研究中心，致力于推动卫生法领域的科研与教学，由申卫星担任主任。申卫星着力研究器官移植的法律问题，是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唯一的非医学专家委员。曾有人对申卫星研究器官移植表示不解：“一个民法专家，怎么跑去研究器官？”但申卫星认为，法学应当观照社会现实，回应真实需求。
“与其说是卫生法，不如说是用民法的术语来重述医疗事实。器官移植在现实中有非常大的需求，其中的法律问题也有待厘清。法学要回应社会，不能为了所谓逻辑推演的‘阳春白雪’，而不碰这些现实中的‘下里巴人’。”
在法律与医疗的的交叉研究导向下，清华大学法学院卫生法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为大量卫生领域立法和相关法律问题提供立法建议和专家论证，为推动我国卫生法治和卫生法教育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推动了法学与医疗卫生领域结合应用。
近年来，申卫星还积极推动法学与信息科技交叉学科研究，创立“计算法学”。法学院结合清华工科优势，与计算机系、自动化系和汽车系合作，率先在全国设立了“计算法学（Computational Law）”，组织设立全国计算法学联盟；法学院还联合清华网络科学与网络空间研究院、计算机系、公共管理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5个院系申报“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并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国家网信办与教育部的联合评选。申卫星希望通过“计算法学”的创设，回应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物联网乃至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而引发的一系列新兴法律问题。关注前沿、为未来布局，这是申卫星作为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推行清华法学教育改革的重要一环——“前沿更前”。
“前沿更前”是申卫星对清华大学法学院教育改革提出的“1141”方案中的最后一环，也是申卫星在法学院进行法学教育改革的逻辑立足点之一。“1141”中的三个“1”分别代表通识教育、专业基础、前沿科技（生命科技与信息科技，指医疗卫生领域和信息技术领域），“4”对应“专业更专”，设立了面对依法治国的公法、市场经济的私法、人权保障的刑事法、涉外斗争国际法的四个方向，致力于进行通专结合的法学人才培养。申卫星提出，当今中国法学教育的“三个面向”——面向全面依法治国、面向国际法律斗争、面向时代发展的科技创新，是法学教育改革最为重要的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他在法学院明确了“通识更实、基础更牢、专业更专、前沿更前”的教学改革“1141”方案。
这一教育改革思路也呼应了申卫星在2008年提出的“临床法学”教学理念——法学教育应由学科主导转向问题主导，由规范分析转向实证分析，由理论法学转向临床法学，要回应现实、重视实践、面向社会。
“我就是喜欢当一辈子老师”
申卫星在吉林大学法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师从崔建远教授，毕业后留校任教，崔建远担任教研室主任，亲自审定年轻教师的教学大纲、备课笔记。备课笔记虽然不必字斟句酌，但要求条分缕析，教学目的、手段、案例、说明问题等都需要一一呈现。审核、订正、修改、再审，申卫星的每篇备课笔记都在老师的帮助下历经多次打磨后才能进入课堂，他办公室的书柜里至今还存放着二十多年前手写的备课笔记，泛黄的纸页上蓝色墨水已经微微褪色，但申卫星随便翻起一页还是神采飞扬，记忆犹在昨日。“崔老师手把手教会了我如何教学。”申卫星说，“从我的老师身上，我学到了严谨、规矩和初心。”
在获得“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后，申卫星自称感到不安与惭愧：“我得这个奖，首先想到了我的老师，崔老师才是真正的名师。”崔建远教授现亦在清华执教。恩师在前，申卫星多年来始终保持着学生的谦逊，几十年时光倏忽而过，却仍觉自身还是一个需要不断长进的“初生牛犊”，而与优秀同辈并肩，也同样深感压力与责任并重。
从学生到教师，申卫星始终以恩师为榜样，“不管是对学术的投入，还是对教学的认真。”面对学生，申卫星始终如一，怀着热忱与耐心，“面对刚进入法学院不久的学生，我内心更珍惜、更紧张、更在意。他们是一张白纸，你要为他们打好基础。”
“如同音乐是超越了五线谱背后的旋律，法律则是超越了条文背后的法律的内在体系。”申卫星曾用音乐作比，为同学们描述法律的魅力，也将法律背后的精神深深植入每个学生心里。课堂上，他带领同学们体会着法律的美好高尚，品味着法律超越文本和体系、维护人心高洁良善的初心。“不论是成本法还是判例法都有其局限性，唯一没有局限性的是人心。”
上过《民法总论》的学生大都记得申卫星“爱人如己”的教诲，这不仅是因为《民法总论》是民法学习的第一门课，更是因为在申卫星的课堂上，传递出的不止是法条本身，更有民法精神。有学生说，“上申老师的课是幸福的，他会用很多生活中的例子帮助学生理解深奥的民法概念，更重要的是，他能让学生感受到民法包罗万象，学习民法即学习如何诚信为人、规范生活。”
“我就是喜欢当一辈子老师，学生的微笑是对我最大的奖赏。”申卫星提起教书就眉飞色舞，讲起学生结束居家学习、重返校园的这一学期，他笑称，“终于又见到真人，简直要讲飞了，讲完中午饭都顾不上吃，整个人开心得要命”。
《民法总论》的课堂上，申卫星又画满了一黑板的思维导图，“爱己如人”四个字刚正有力地写在黑板中间。讲台上他来回踱步，学生的思绪跟着他的讲述从书本飞向大千世界，在字字法条中盖起法学知识的大厦。
“在讲台上走过来走过去，学生的眼神就跟着你走，整个教室里充满着这种信息流，那是心与心毫无障碍的交流。”申卫星由衷地说，“我觉得当老师真的是挺幸福的一件事情。”
【免责申明】本专题图片均来源于学校官网或互联网，若有侵权请联系400-0815-589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