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藏》：为中华文化筑基

编者按： 《儒藏》是一项将有10亿字规模，基本囊括中、韩、日、越四国历史上有价值的儒学著作的宏伟文化工程。北京大学校报特邀孙钦善教授撰文，阐释《儒藏》编纂的重大意义，回顾了《儒藏》编工程的进展，展示了编纂工作中秉承的精神和形成的工作方法和经验。新闻网转载此文，以飨读者。

正在《儒藏》“精华编”收官、《儒藏》全本开启交接、转换的时刻，迎来中办国办《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发布，倍感振奋，深受鼓舞。中办国办《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高屋建瓴，洞察明晰，举措得力，是推动新时代古籍工作的进军号，是我们再接再厉编好《儒藏》的指路标。

在这里我想结合《儒藏》的编纂工作谈几点学习《意见》的体会。

一、 趁大势，明宗旨，立足现代，编好《儒藏》

《意见》开宗明义，指出：“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古籍事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意见》提到指导思想时又说：“深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强古籍抢救保护、整理研究和出版利用，促进古籍事业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力量。”

《儒藏》是儒家典籍丛书，是一部容量极大的专题文献典籍文库，其编纂工作堪称一项规模浩大的学术文化工程。编纂《儒藏》是汤一介先生最先倡议，受到季羡林、张岱年先生的鼓励和支持，申报立项。2003年，教育部将《〈儒藏〉编纂与研究》定为“2003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正式批准立项。2004年，“《儒藏》精华编”又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批准为“200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同年，《儒藏》工程被列为“北京大学‘985’工程重点项目”。2006年，《儒藏》编纂工程被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一五”规划。2007年，《儒藏》“精华编”的出版被新闻出版总署列入“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之重大工程出版规划。

《儒藏》工程虽然始于《意见》公布之前，但其编纂宗旨完全符合《意见》的指示精神。如项目主持人和首席专家汤一介先生认为，“历史上儒、道、释三家并称，但三家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儒家思想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体”，《儒藏》“将使我们有一部最完备最完整的儒家思想文化著述的总汇。这不仅使我们可以更系统、更全面地了解儒家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意义，也是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使全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得以利用中国文化资料验证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建设”，“今天，中华民族正处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之中，重新回顾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源及其不断发展的历史，必将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重要的作用。为了能够系统深入地研究儒家思想文化，把儒家经典及其在各个时期的注解，把历代儒家学者的著述，把体现儒家思想文化的各种文献，编纂成一部大文库——《儒藏》，无疑对当今和后世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汤先生辞世前两个月，在“《儒藏》精华编百册出版发布会”上还说：“我想我们的团队，参加这个工作的同志都有这个心愿，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建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努力，能够早一点把这伟大的工程实现。”汤先生谢世后，接替汤一介先生主持《儒藏》工作的王博教授也曾指出，“《儒藏》工程不仅是一个学术工程，而且具有极其浓厚的文化象征意义，是时代精神的象征”，“《儒藏》的编纂，应该放在‘旧邦新命’‘返本开新’的视角下来理解，也应该放在中华文化复兴的视角下来理解”。这些话成为《儒藏》中心同仁努力工作的共识和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不断提倡文化自信，强调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来北大调研时探望汤一介先生，关心《儒藏》编纂，使我们深受鼓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进一步提高对《儒藏》编纂宗旨的认识，决心兢兢业业把《儒藏》编好。

为了贯彻崇高的宗旨，《儒藏》“精华编”确定了采取高难的符合现代需要的形式编纂出版。如何编纂出版《儒藏》“精华编”，开始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是影印出版，另一种是校点排印出版。前者相对容易得多，但会与已经出版的一系列大型影印丛书形成重复，造成浪费，而且不便于利用;后者立足现代，方便当今海内外读者的阅读，以及得以与数字化接轨而便于检索、利用。当然后者提高了编纂工作的学术标准，增加了编纂工作的学术含量，也相应极大地增加了整理、出版的难度。尽管如此，《儒藏》中心在汤一介先生的主持下，还是决定迎难而上，采取后者的做法。汤先生在接受《信报》记者采访时曾说：“之所以提出要编纂《儒藏》，因为受了《佛藏》的刺激。我们现在通常用的《佛藏》是日本人排印本《大正藏》，《佛藏》有很多影印本，影印本当然有其价值，用起来麻烦，不方便，所以现在全世界研究佛教的人引用的书仍是日本大正年间编纂的《佛藏》。我的梦想就是让我们的《儒藏》成为全世界最权威的范本，让世界的研究者都用我们的东西。”

二、千方百计保证《儒藏》的编纂质量，对历史负责，对社会尽责

《意见》非常强调古籍整理工作的质量，提出“坚持社会效益优先，提高古籍工作质量，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要求。《儒藏》编纂完全符合这一指示精神。季羡林先生一开始就告诫我们，《儒藏》成败的关键在于质量，宁肯慢一点也要保证质量。汤一介先生秉持祖训，做事做人一贯“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对编纂《儒藏》亦复如此。《儒藏》中心同仁一直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敬畏之心对待编纂工作，千方百计保证《儒藏》的学术质量，把学术责任和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如《儒藏》收书浩如烟海，编纂工作不便毕其功于一役，旷日持久;而且对其中典籍的需求，受众存在不同的层面。有鉴于此，《儒藏》编纂计划决定分两步走：第一步先编“精华编”，选收《儒藏》中的精要书籍，全部以校点排印的方式出版，以满足广泛的需求;第二步再编纂《儒藏》全本。而且，《儒藏》“精华编”所收的书籍也不是按排序先后依次编定出版，而是根据选目排序及内容字数的统计，确定各书在全书分册中的定位，根据整理的情况，成熟一册，出版一册，实行不完全按顺序的滚动出版，以求从多方面尽快发挥编就成书的社会效益。

《儒藏》精华编采取校点的方式进行整理，整理成果的质量重点表现在校勘和标点两方面，尤其是校勘。校勘的目的，在于提供一个可靠的文本。做好校勘，保证其学术质量，首先要正确选择底本和校本。《儒藏》凡例规定应选择精善之本作底本，选择有代表性的版本作校本，但具体贯彻起来并不容易，需要在复杂的版本调查考证基础上，厘清版本源流，仔细酌定。以清阮元《揅经室集》为例，此书前人著录有45卷本、54卷本、56卷本、60卷本、62卷本、63卷本、65卷本等，皆阮氏家刻本，内容各有参差，各本关系混淆不清。《四部丛刊》收录54卷本，《续修四库全书》收录62卷本，20世纪90年代整理本以《四部丛刊》54卷本为底本。《儒藏》本校点之初，责任编委及校点人对《揅经室集》诸版本进行了全面调查研究，发现前人著录中的种种讹误，并实地比勘北大、国图、人大、北师大、中科院等图书馆所藏《揅经室集》诸版本，基本厘清了该书各集刊刻时间及各本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并在调查基础上最终确定《儒藏》本《揅经室集》选择北京大学图书馆藏63卷本为底本，弥补了旧整理本内容上的缺失，使该书的校点整理工作获得较大提升。又如宋杨万里集，今存宋本两种，一为宋绍熙、淳熙间递刻分集本，全本不存，仅中国国家图书馆及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残本;一为宋端平刻本《诚斋集》，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全本，有少量残阙抄配，两种宋本皆极为难得。明清间杨集以抄本流传，大体为端平本系统，而经后人改窜，异文歧出。民国时期《四部丛刊》广收善本，于杨万里集仅收录缪氏艺风堂藏影宋抄本。当时胡适不满于《四部丛刊》本《诚斋集》，日记中曾提到：“《诚斋集》全国无有佳本，《四部丛刊》所收本子是缪荃孙的影抄宋本，每页必有脱误，全本校过，真是可恨。我前天把此本托赵斐云用《四库》本一校。将来我必定要编印一部《杨诚斋集》定本出来。”(《胡适日记全编》)胡适托北京图书馆版本专家赵万里以《四库全书》本校《四部丛刊》本，岂知《四库全书》本改窜更甚。21世纪初，杨万里集的两部点校整理本先后问世，均以《四部丛刊》影印本为底本，校以《四库全书》本、汲古阁抄本或乾隆刻本等。由于未能利用两种存世宋刻本，导致校点整理有所欠缺，尤其是诸本文字歧异纷繁，整理本往往据《四库全书》本改底本，以宋本核之，其误改之处颇多。今《儒藏》整理本选用明清诸抄本的祖本宋端平刻本为底本，校以宋绍熙、淳熙间递刻分集本，版本选择上远优于前人。为《儒藏》编纂作出重要贡献的审稿专家、已故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陈新先生，曾以《诚斋集》为例指出：“如《诚斋集》，在获见宋刻本以前，确实莫衷一是，既见宋刻本，源流已明，后来各本异文虽纷纭，基本上全无作为校本的价值”，“如果把校本妄改的文字，阑入出校或校改，只能增加混乱，无助于校本质量”。又如宋楼钥《攻媿先生文集》，今存宋楼氏家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孤本，有部分残缺。清乾隆间《四库全书》、《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收入《攻媿集》，其所据底本抄自宋本，因传抄时间较早，保存了部分今宋本所缺的内容。又此书今存多部明、清抄本，经调查，它们均源自北京大学所藏这一部宋本，宋本所缺的内容抄本亦缺。《儒藏》本以宋楼氏家刻本为底本，以清乾隆武英殿本为校本并补足底本残缺，就不再用诸抄本为校本。杨万里、楼钥文集此前皆有整理本，所用校本较杂，往往以误字出校，更甚者以误字改正字，徒增烦乱。《儒藏》本此二集所用校本相当精简，校记不多，但文本质量可以超越旧有整理本，原因首先当然是底本比较理想，其次也在于校点人对两书版刻源流的清晰认知、对各本性质与各本关系有准确把握，能够将正确的校勘原则贯彻始终。

保证校勘的学术质量，还要有正确的出校原则。《儒藏》凡例规定：“校勘旨在提供可靠的文本，要少而精。以版本对校为主。出校以校正误为主(凡底本不误而校本误者原则上不出校)，酌校异同(校本有重要参考价值或足以反映版本系统的异文酌情出校)。”要贯彻这一规定，首先要选好底本和校本，已如上述，这样就打下了以简驭繁的基础。其次是严格掌握校正误为主、酌校异同的出校原则，即凡底本不误校本有误者一般不出校，而不像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那样搞繁式会校，以避免湮没重要的异文，不利于显现精确的文本。

保证校勘的学术质量，最后的关键在于异文的正确判断与取舍。异文正误的判断抉择和有价值异文的选留，是校勘的最终结果，直接关系到校勘的质量和科学性，必须经过严谨的考证才能确定，否则容易产生臆断、妄改的错误。在书稿中有几部是在已出版书稿基础上整理的，这次按《儒藏》凡例重新校勘，纠谬补阙，在异文判断和取舍上取得新成果。如《定州汉墓竹简论语释文·公冶长》“乘泡浮于海”句，原校云：“‘泡’今本作‘桴’，泡误。古桴、枹同通，枹泡形近。”按，谓“泡误”，非，“泡”恰恰保存了古体。泡、桴古音相近(泡，古音滂母幽部;桴，古音並母幽部;邻母，迭韵)，可通假。“桴”之借字“枹”(树木名称)，亦从包得声。其实“桴”的本义是木杖或鼓槌，假借义为小筏。当“筏”讲的本字原作“泭”(古音滂母侯部，与“泡”“桴”双声，韵近)，本从水，如《说文》释“泭”字云：“编木以渡也。”《国语·齐语》：“方舟设泭，乘桴济河”，韦昭注：“编木曰泭，小泭曰桴。”董增龄正义：“泭、桴得通名也。”《尔雅·释言》：“舫，泭也。”邢昺疏：“泭、桴音义同。”而“泡”亦从水，与“泭”音近义同。又“泡”有“水上浮沤”(水面漂浮的泡沫)义，见《汉书·艺文志》“杂山陵水泡云气雨旱赋”颜师古注、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四“浮泡”注引《考声》以及《广韵·肴韵》等;“泭”亦有“水上浮沤”义，见《玉篇·水部》《广韵·虞韵》等。可见“泡”“泭”音近义同，实为同源词。而“桴”当小筏讲，亦与“漂浮”义有关。由此可见，原校记判断“泡”为误字，颇为不当。新校则予以纠正，保存了一个可贵的古体。又如《述而》“若圣与仁，则吾几(岂)敢?印为之不厌，诲人不卷(倦)”，原校云：“印，今本作‘抑’。《说文》云‘抑从反印’，作‘印’误。”按，谓“作‘印’误”，非。从声音看，印、抑音近可通(印，古音影母真部;抑，古音影母质部;双声，阳入对转)。又罗振玉把甲骨文“印”字释作《说文》认为“从反‘印’”的“抑”字古体，并指出“印”“抑”古本一字(增订本《殷墟书契考释》中54—55页)，裘锡圭在《关于殷墟卜辞的命辞是否问句的考察》中也认为罗说是正确的(《古文字论集》)。按，甲骨文“印”字，从爪(手)，从人(跪形)，当为会意字，用手控制、压抑人之义。可见“印”实为“抑”之本字，原校判断为误字，是非颠倒，甚为不当。新校亦予以纠正，同样保存了一个可贵的古体。再如《论语集注·阳货》“礼云礼云”章，底本(宋当涂郡斋刻本)中朱熹引程子曰：“天下无一物无礼乐，且如置此两倚，一不正，便是无序。”已出版的《论语集注》原校改“倚”为“椅”，云：“‘椅’，原作‘倚’，据残宋本、元甲本、司礼监本、吴刻本改。”其实“倚”为椅子之“椅”的本字(唐宋古书中习见，如《朱子语类》等)，其义由椅子有靠背可倚靠引申而来。而“椅”本为一种树木的名称，后借为椅子的“椅”。故原校改“倚”为“椅”，属本末倒置。《儒藏》新校则不改底本“倚”字，云：“‘倚’，残宋本、元甲本、司礼监本、吴刻本作‘椅’，系后起借字。”

三、《儒藏》编纂的学术内涵和学科体系

《意见》指出：“深化古籍整理基础理论研究，总结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古籍整理理论和方法，完善我国古籍整理研究和出版范式，构建古籍整理出版理论研究体系。”这一点非常重要。

《儒藏》编纂的学术内涵包括文字、音韵、训诂(以上即所谓的传统小学)、内容考实、义理辨析、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等，属于古文献学学科体系。《儒藏》中心非常重视以古文献学理论指导编纂工作。首先，根据古文献学的理论规范制定了《儒藏》“精华编”的“凡例”“编纂条例及补充说明”“校点细则”以及严密的审稿编纂流程等，为《儒藏》“精华编”的编纂确立了实施准则;其次，始终强调学习古文献学的理论，指导编纂实践，不断提高编纂能力与水平;复次，经常组织大家以古文献学理论为指导，检查问题，总结经验，改进工作，巩固成果。《儒藏》中心每次召开的部类主编会也都与学术研讨紧密结合，力求编纂实践与理论研究相统一。此外《儒藏》中心主办、出版了《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年刊，面向中心内外组稿，广泛征集儒家典籍与思想的研究成果，包括《儒藏》编纂的经验总结和交流。启动“儒家思想与儒家经典”课题研究项目。编著出版九卷本《中国儒学史》。《儒藏》中心还与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合作组织了“儒家思想与经典”国图名家讲座，先后由中心内外十位教授讲了十个专题，汇成国图名家讲座集《孔子·儒学·儒藏》，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反映良好。

四、人才、团队与国内外协作的学术基地

《意见》强调“强化古籍人才培训，实施古籍人才培训计划，设立全国古籍人才培训库，建设古籍人才培训基地和古籍整理研学一体的培训平台。”这一点非常关键。

《儒藏》编纂，人才为本。2003年5月，北京大学成立以时任校长许智宏教授为主任的《儒藏》编纂指导委员会和以汤一介先生、时任副校长吴志攀教授为组长的《儒藏》编纂工作小组，聘请饶宗颐(中国香港)、任继愈、王元化、来新夏、朱伯崑、田余庆、萧萐父、黄永年、汪徳迈(法)、户川芳郎(日)、柳承国(韩)、金忠烈(韩)、崔根德(韩)等13位海内外年高德劭的老一辈专家学者担任顾问，整合校内人文学科资源，联合国内及韩、日、越三国近百所高校和学术机构近500名学者，正式启动《儒藏》工程。2003年12月，以汤一介先生为首席专家的“《儒藏》编纂与研究”在中国教育部正式立项，季羡林先生任首席总编纂，汤一介、庞朴、孙钦善、安平秋四位教授任总编纂。2004年6月，组织实施《儒藏》工程的实体性研究机构“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成立，汤一介先生亲自出任中心主任，领导实施《儒藏》“精华编”的整理编纂工作。《儒藏》中心组建老、中、青相结合并且以青年为骨干的团队，青年骨干均有古文献学和中国古代哲学博士毕业的学术背景。中心同时整合社会人才资源，组建了以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单位已退休的具有古籍整理经验的资深编审为主的审稿专家组。中心还以内部教授为依托，招收博士生、引进博士后，结合《儒藏》编纂、审稿任务培养新生力量，收到良好效果。而且《儒藏》中心以《儒藏》编纂为纽带，已经形成国内及韩、日、越三国近百所高校和学术机构学术协作的基地和重镇。

通过实践我们深切体会到，以艰深的古文献学理论和繁复的古籍整理实践为支撑的《儒藏》编纂工作，实在太难，能胜任这方面工作的人，必须苦练基本功，钻研、积累深广的学识，同时还要有甘于寂寞、安于坐冷板凳的敬业精神。古籍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古籍整理关系到继承传统文化、接续民族之根的大事，《儒藏》编纂的难处，也透视着继承传统文化的困难和危机，不能不引起领导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解决。《意见》的颁布，恰逢其时，给我们增加了解决问题的信心，恳望有关部门坚决予以落实。事实证明《儒藏》中心是一个很好的古籍人才培训基地和古籍整理研学一体的培训平台，我们希望校领导继续重视和加强这个学术基地和平台，使之既出成果又出人才，不仅保证《儒藏》任务的完成，还能为国家古籍事业作更多的贡献。

五、与新科技结合推进《儒藏》编纂

《儒藏》工程的实施，深度契合了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确立的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跨出国门走向世界、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在新时代全面复兴传统文化的政策引领下，《儒藏》工程将积极响应创新、协同、开放、共享、绿色的新发展理念，充分利用数字人文技术，在编纂、研究等领域以更大作为取得更大成绩，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向社会、面向世界，早日推出全人类共享的文化成果。

《儒藏》全本将基本囊括中、韩、日、越四国历史上比较有价值的儒学著作。未来几十年将是全球范围内人工智能技术在古籍整理领域广泛深入应用的时期，这对《儒藏》全本的实施推进来说极为有利。《儒藏》全本将抓住这个技术窗口期，充分将人工智能在古籍整理领域的各方面前沿技术整合利用到《儒藏》的编纂中，通过进行集儒学典籍的整理、出版与研究利用多功能为一体的综合学术平台建设，一方面高效推进《儒藏》整理进程，另一方面为国家数字人文战略的发展实施作出应有的贡献。

为实现上述目标，除了《儒藏》中心自身加强建设外，还需要学校的协同协调与教育部的支持。我们有信心在教育部和北京大学的坚强领导、支持之下，继续发挥整合校内资源、构建国内国际学术合作体制的成功经验，利用好新的技术，扎实推进《儒藏》全本的编纂整理工作。

(作者孙钦善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儒藏》总编纂)

(本文原载于《北京大学校报》第1607期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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