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大学培养了一大批浸润北大底蕴、拥有中国情怀的优秀外国留学生，同时也聘请了一大批对华友好、具有真才实学的外国专家。走入北大，未名湖畔好读书，博雅塔下宜教诲，他们在北大或学习领悟或传道授业；走出北大，他们或在中国生根发芽，或在世界各地从事与中国相关的工作，将中华文化的种子播撒到世界各地，搭建起中外友谊的桥梁。时值建党一百周年，北京大学推出《与中国同行》系列专栏，讲述北京大学留学生校友和外国专家的故事。透过他们的观察视角，我们能更清晰地了解外国友人眼里中国的发展历程，看到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强大力量。
作为一名通晓英语、汉语、法语、德语、俄语、日语、希伯来语、罗马尼亚语、匈牙利语等多国语言的奇才，舒衡哲的成长经历可谓相当复杂：1947年，舒衡哲出生在罗马尼亚的克鲁西地区，那里民族众多、文化迥异，每个人都要面对杂糅的语言环境。对于身为犹太人的舒衡哲而言，虽然二战已过，但身处文化孤岛的她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似乎从小就一直被若有若无的阴云笼罩，而这也让她一直有一种“没有母语”的错觉：“当时有人问我，‘你做梦的时候用哪一种语言？’我自己也不知道，感觉快要发疯了。”这一度想让她“逃离自己的历史”，并因缘际会选择了中国。
舒衡哲在耶鲁大学读研究生时开始学习中文。起初，父母并不同意她的选择，“他们觉得我简直是疯了，在他们眼里，觉得中文是完全不能理解的东西。我当时是一个很叛逆的女孩，父母说什么，我就反着来。”舒衡哲笑称。或许就是出于那么点青春期的年少轻狂，舒衡哲不仅学了中文，还早早地到访了中国。
“文革”结束后，舒衡哲是较早利用北大图书馆进行学术研究的外国学者之一，在那个尘封已久的北大图书馆还贴着层层封条的时代，能看到《新潮》杂志是十分困难的，经过一系列的审核、批复，北京大学外事办公室（现国际合作部）将全套《新潮》杂志以及各种馆藏资料提供给舒衡哲，供她进行阅读与研究。舒衡哲回忆道，北京大学的老师们拿起电话，对图书馆的管理员说：“请让这位外国学者进来”，“这是一个巨大的帮助。对此我深表感谢”，舒衡哲说。
舒衡哲的博士论文研究中国五四运动，其著作《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在学界广受好评。提到自己的研究“初心”，舒衡哲回忆了1979年“五四”当天在北大观看电影《青春之歌》的场景，看完电影，她与中国同学进行了深入交流，而这让她深受感动——那个在大学中文课上高唱《东方红》的女孩，此刻突然有了种安心的感觉。她感觉自己“回家了，到了该去的地方”，对中国的感情更深一层。
在燕园学习、生活的那段时间里，舒衡哲认识了很多有趣的人。通过亦师亦友的乐黛云老师介绍，她认识了王瑶、侯仁之、季羡林等知名学者，每个人都从不同方面给舒衡哲的研究与生活带来了启发。除此以外，舒衡哲也接触过一些特殊的学生——工农兵大学生，他们反思中国为什么落后，探讨生活的现状。舒衡哲通过他们触摸到了那个时代的真实脉搏，也体会到了彼时青年的时代风貌。当春天的故事讲遍大江南北，举国上下都洋溢着昂然的精神风貌，舒衡哲也受到了感染，并且将研究对象由鲁迅转移到改变中国命运的五四运动中。
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在北大这样一个充盈着“自由”“开放”精神的沃土，舒衡哲对“五四”精神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她逐渐意识到，“五四”不仅是启蒙历史，“五四”思想更是从未结束，始终贯彻在中华民族走向现代的发展脉络中。自1979年深秋开始，舒衡哲陆续拜访曾亲历过五四运动的重要知识分子，开展了为期五年的口述史访谈。她说：“我真的是通过倾听人们的声音和实地考察来学习中国历史的。”她先后采访了张申府、张岱年、朱光潜、梁漱溟、冯友兰等人，在与历史的对话中，舒衡哲努力发掘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五四”遗产。
2009年，她再次重回北大，参加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研讨会，在百周年纪念讲堂再一次观看《青春之歌》。李大钊和陈独秀是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中的研究课题，后来更是成为了她的“朋友”。跟随他们的脚步，舒衡哲真正走进了20世纪中国那段风起云涌的历史之中，也找到了自己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定位与使命。同时，她也开始重新理解自己的文化认同以及对自我的体认，用“汉学家”的方式来理解中国的历史和犹太人眼中的欧洲历史。通过与五四的对话，舒衡哲这位“出走”的人，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搭建出一条连接东西的桥，更在与中国历史的共情共鸣中找到了回家的路。
多年往返中国的经历，让舒衡哲亲眼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发生的沧桑变化。作为一名致力于多元文化对话的学者，她认为，目前最重要的是维系东西方的平稳对话。“正如我50多年来研究中国事务和东西方之间的交流一样，对话必须更加平稳地进行。这不仅仅是一个政策问题，需要深入推动。最好的情况是，跨文化对话不仅是你对西方有所了解，也是我对中国有所了解。这是最简单的环节，而我很荣幸能参与到对话之中。”她认为，跨文化对话让我们回到自己的传统，用质疑的眼光重新审视自己，而这是文化对话中最深刻、最有意义的部分。
“反思”是舒衡哲经常提及的字眼。作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她70年代博士毕业后在美国教书时，她就经常让自己的学生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时至今日，耄耋之年的她在文化上选择与自己的身份和解，但她依然在乎文化交流中的省察和反思，“仅仅赞美过去是不够的，每一种文化都应在立足过去的基础上，以一种开放的、充满活力的方式继续发展。”她对中国的文化环境始终充满乐观，“文化上的乐观主义必须在一种特定的文化环境下进行，在这种文化环境下，真正的多元主义才得以生存……我认为中国已经做好了准备。”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提起早期的那段经历，舒衡哲感慨万千。“中国共产党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伟大的团结者，这对民族自豪感和文化发展非常重要。”这是舒衡哲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做出的判断。中国已经成为了她的第二个故乡，她和这里的文化同频共振，被这里的光点亮，又给这里送上星火，继续在异国他乡点亮并影响着更多的人。
疫情暂时给出行带来了不便，在这样的环境中，一句来自大洋彼岸的平安，更让我们惦念。闭目回想，舒衡哲记忆会在许多地方游憩，但永远有一处会让她长久停留，那就是始终魂牵梦绕的燕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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