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百余年来，北京大学始终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特别是北大的广大离退休老同志在劈波斩浪中开拓前进，在披荆斩棘中开辟天地，他们的功业载入史册，他们的精神历久弥新。这里是北大一批老同志的回忆文章。他们的回忆，从不同的侧面，勾画出北京大学的发展历程，记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是了解北大历史，乃至中国高等教育史的珍贵史料，也为我们理解北大传统、传承北大精神提供了一本生动的教科书。这是一封穿越时空的来信，更是一份矢志报国、不懈奋斗的青春宣言。
我是1941年8月出生的，出生的时候日军正在实施侵华行径，银川也未能幸免，我们举家逃到城南，母亲跑到南郊的村子里把我生下来，据说是生在农田里了。1949年，我刚上了一个学期的小学，宁夏就解放了。当时我的印象里是教室墙上多了两个大胡子的画像，不知道是什么人。后来我才知道，是马克思和恩格斯。
因为我父亲从解放军部队转业，我们家搬到吴忠太子寺乡。土改时我们家分了3.75亩的地、半头驴(两家合一头驴)和两间房子。
我在太子寺小学读完初小，来到银川父亲所在的学堂巷小学读完高小。1954年母亲怀了我弟弟后没有再继续工作，我父亲42.5元的工资要供养5个人，所以我初中的时候还享受了每月4元钱的助学金。1958年，母亲开始参加房屋修缮的工作，她工作了以后我家的生活就有了改善，我也顺利读完了高中。
当时国家处在经济建设的高潮，各省迁来很多工厂，还派大批教师支援宁夏的教育，我所在的银川一中来了一批北师大的青年教师。学校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学校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1960年，我考入北大。我喜欢历史，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被分到了中文系。到中文系以后，我发现我的同班同学对短篇小说都很熟悉，比如茹志鹃的《百合花》、王愿坚的《党费》等，但是对于古典小说却看得很少，古典小说的四大名著我早都读过了。我小学的时候，连环画看得多，像《三国演义》等连环画都看过；后来在银川市图书馆，我又阅读了《三侠五义》《说唐》，侦探小说《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底萨河畔》等；高中时，我看了一大批长篇小说，比如《三里湾》《红旗谱》《林海雪原》等。这些都为我考取北大奠定了基础。
高中时，我看了《青春之歌》，以为北大的学生都穿长袍子，胳膊下夹着线装书。1960年进入北大时，我才知道真正的北大是什么样子，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当时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大家书包带磨得细得不能再细了，挎着一个毛巾布袋，袋里装着饭碗和勺子。我们那一届工农子弟大概占60%，多数同学都享受国家助学金。虽然是困难时期，大家并不觉得苦。同样，我也不觉得苦，虽然天天吃棒子面窝头、白薯，可对我来说却很新鲜，因为我是宁夏人，以前只吃过黍，对粗粮细粮没什么概念。
北大的文化生活也非常丰富，尽管是困难时期，但每周五晚上有教学片放映，周末大饭厅也会放电影。新年有晚会，还有舞会，我还记得当时流行的顺口溜：“一年级看不惯，二年级旁边站，三年级试试看，四年级团团转。”
北大文科学制五年，理科学制六年。原本是四年级分专业，从1960年开始一年级就分专业。当时报考中文系的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想当作家，报语言和古典文献专业的人少之又少。学校请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在办公楼做报告，他说的一段话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他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厚今薄古，但是对于你们来说，要厚古薄今。这些故纸堆的文献资料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宝贵财富。你们不去钻谁去钻！”大家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了，思想解放了，都踊跃报名，我就到了语言班。
语言班从语音开始授课。那个时候的老先生都上基础课，“现代汉语(一)”是林焘先生授课，“现代汉语(二)”是朱德熙先生授课。王力先生上的是“中国语言学史”，岑麒祥上的是“外国语言学史”，袁家骅教方言学，老先生上课有板有眼、不紧不慢。那时教材很少，《现代汉语》都是油印，而且随讲随发。所以大家用心听讲，认真记笔记，课前两只钢笔灌满了墨水。
节假日，我们都去老教授家听治学甘苦，我亲耳听过系主任杨晦老先生讲火烧赵家楼的故事。我的学年论文是唐作藩先生指导的，关于中原音韵的研究，由于宁夏方言只有三个声调，入声字都要专门记。
我大学期间做过外国留学生辅导员，开始是面向越南学生，后来面向苏联学生。我们年级的卫德泉、陈瑞国都做过辅导员，他们毕业以后也都分到北大留学生办公室，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我想与那时候的辅导员经历有一定关系。
20世纪60年代，越南有一批干部被送到中国来学习，北大承接了240名越南留学生，安排他们住在28楼。1965年我毕业，从我们班调了11名学生，还有原来的公共汉语教研室的一些老师，以及从俄语系、中文系调来一批年轻的老师，总共有30人组成越南组。这些零起点的学生被分成13个班，年龄大的有60岁，年轻的有十七八岁，那时候我们一点儿教学经验都没有，不知道课怎么上。但是大家刚刚参加工作，都非常努力，备课到晚上十一二点是常事。
1958年北大编写了第一部《汉语教科书》，编书的老师都是原来英语系20世纪50年代教东欧留学生的老先生。这部教材是全国唯一一部对外汉语教材，被翻译成十几种外文，在全世界很多国家使用。国内使用的有英语版和法语版。越南学生都懂法语，这些老先生先上课，我们年轻老师就去听他们的课。听了以后，我们再按照他们那样去教，用的是他们的经验。直到改革开放之前，基本上都是经验性的教学。除了听老先生的课，我们还到北京语言学院观摩教学，回来讨论后再上课。那个时候中文系的一批老先生，像王理嘉、赵克勤、侯忠义等，都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但是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教外国人汉语，也跟我们一起学。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留学生都回国了，教学就中断了。我们唯一做的是编了一个“词语例解”，就是把学生提出的、常用的但词典里面解释不清楚的那些词集中起来，采用例句的形式将其讲解清楚。这个资料后来虽然没有出版，但是能说明当时我们年轻老师是非常投入的，努力去总结自己的教学经验。
改革开放以后，教学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我们原来使用的教科书不大合适。以前的教材主要是以语法为纲的，大多采用语法翻译法，没有接受新的教学理念。我后来回想，新理论实际上是有的，但是我们还没有把它们用在教学上。比如，20世纪70年代中文系就请了社科院语言所的赵世开先生介绍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与生成语法；那时我们也上朱德熙先生的语法研究课，他主要是用层次分析对汉语句子成分的语法功能做了描述，这与传统语法分析很不一样。这些都是全新的东西。当时由林焘等老先生牵头，根据新的语言教学理念重新编写了系列汉语教材。这些事情都有老先生们把关，大家非常放心。
我于1982—1984年在澳大利亚堪培拉高等教育学院工作的时候，有一批二外的英语老师接受澳大利亚提供的资助，在那里攻读硕士学位。在和他们的接触中，我得到了十几篇翻译成中文的语言教学理论文章。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第二语言教学法，后来被我应用于教学中。我们出国学习以后，了解了国外的教学情况，发现学生的努力程度、语言环境等都对汉语学习有影响。
北大的对外汉语教学可以说是跟国家的发展并行的，并且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和特色。
比如，因为北大非常重视基础教育，基础理论相关的课程都是由一些有丰富经验的老先生亲自来上。北大有很多老先生关注这个领域，如王力、朱德熙等。王力先生是第一个提出把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一门科学的人。当时的教育部部长何东昌认可了这个说法，把对外汉语教学当作一个国家民族的事业来办，对外汉语教师身肩重任，有责任、有义务把工作做好。朱德熙先生从第二届开始当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的会长，他也是当时的北大副校长，而且是语法学家。每一届研讨会他都亲临会场讲话，听大家的研讨。比如在第二届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上，我宣读了我的论文，他亲临现场指导，并且对我的论文进行了评价。在这些老先生的关心指导下，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发展得很快，主编了对外汉语教学的新教材，1994年评上国家优秀教材一等奖。
教学与科研并重也是北大的一个突出特色。即使教学任务已经非常重，我们还是每年办一次研讨会，就这样一直坚持下来。从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理论水平方面来看，我们坚持科研是对的。我们请来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做专题讲座，大家获益匪浅。在教学理论、教材编写、课堂教学、测试以及后来的多媒体等方面，老师们都做了很多基础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无论是中国对外汉语教学讨论会还是世界汉语教学讨论会，每届我们都有不少老师参加，他们的论文也都受到与会代表的好评。
在北大，通过测试分班，把口语与阅读分开了，这是北大做得最好的地方——让学生在原来的基础上继续提高，口语和阅读互相不影响，比较有特色。
另外，北大作为综合性大学，进行对外汉语教学的优势是很多的，学校有很多课外活动。留学生可以参加各类文化社团活动、体育比赛，听各类讲座、观看文艺演出等。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学生的生活，而且大大增加了他们语言实践的机会。
随着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的增强，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在不断地向前发展。希望北京大学发展得更好，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培养出更多了解中国、对中国友好的国际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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