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百余年来，北京大学始终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特别是北大的广大离退休老同志在劈波斩浪中开拓前进，在披荆斩棘中开辟天地，他们的功业载入史册，他们的精神历久弥新。这里是北大一批老同志的回忆文章。他们的回忆，从不同的侧面，勾画出北京大学的发展历程，记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是了解北大历史，乃至中国高等教育史的珍贵史料，也为我们理解北大传统、传承北大精神提供了一本生动的教科书。这是一封穿越时空的来信，更是一份矢志报国、不懈奋斗的青春宣言。
1987年3月，北京大学外事处转给我一封信，我打开一看，是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前秘书长卡萨诺瓦教授写的，大意是：经与我国驻西班牙大使馆文化处磋商，认为我是为西班牙文版 《红楼梦》定稿的最佳人选，要我尽快起程赴格拉纳达大学去从事这项 “光荣而又艰巨”的工作。看过信之后，我一方面颇有些受宠若惊，另一方面又如坐针毡，感觉自己难以胜任这项工作。当时北大与格大已有校际交流协议，格大亦有人在北大任教，因此学校派我出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只是我个人当时早已过了“不惑之年”，哪里还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一直在犹豫是否接受这份沉甸甸的邀请，因为一则我不谙红学，二则我的西班牙语水平也与翻译 《红楼梦》不搭界。后来有位深知“内情”的朋友告诉我说，出版西文版 《红楼梦》是北京外文局与格大的合作项目，已有成稿，我的任务无非是对照中文校阅一遍而已，其余时间仍可研究我的西班牙拉美文学，我这才下了决心，于1987年7月来到了这座西班牙南方的历史文化名城。
来到格拉纳达以后，才知道这并非如我所想是十分急迫的事情。大学里的人都已照常放假，到海滩避暑去了，而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也不仅仅是校阅一遍，是要大改乃至重译的。但既然 “生米已经煮成熟饭”，打退堂鼓是不行了，只好 “既来之，则安之”。正好利用这段时间把带来的新版 《红楼梦》好好看一遍。说老实话，此前我早已读过好多遍了。记得当年在 “五七干校”时，与理科系的老师们同住一个房间。他们暂时不搞 “数理化”了，正好有点儿闲工夫读读文学作品。当他们读 《红楼梦》时，我常常接他们的下茬：他们读 “披阅十载”，我就说 “增删五次”;他们读 “纂成目录”，我便说 “分出章回”。于是他们便以为我把 《红楼梦》背下来了，其实哪有那么回事!学文的人哪有不读几遍 《红楼梦》的?当然，在我国的古典文学作品中，我对这 “天下第一奇书”情有独钟，倒也是事实。对我来说，它最大的奇处就在于它使人常读常新，似乎永远也读不到底。
1987年9月，终于盼到了开学。我第一次拜会卡萨诺瓦先生就明确提出：我需要一位西班牙语水平很高的人和我一起工作。理由很简单：西班牙语不是我的母语，靠我一个人是无法完成这项工作的。经研究后，校方推荐何塞·加西亚与我一起工作。首先我们讨论了对译文的要求。鉴于西班牙读者对中国文学作品所知甚少，对中国的传统习俗更为陌生，我们认为应尽量使译文自然、流畅，尽量减少烦琐冗长的注释。否则，如此规模的鸿篇巨制，人物关系又盘根错节，会使人难以阅读下去。尽管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但在实际操作的时候，由于缺乏经验，我还是经常感到不知所措。至于翻译过程中文字处理方面的难题，就更是一言难尽了。
对我个人来说，这是一场“遭遇战”，事先以为外文局提供的译文无须大动，哪里想到光是前两卷就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同样，西班牙方面的朋友们也没有思想准备，开始时竟要我们两个月内完成第一卷，那只能“萝卜快了不洗泥”，然而对这样一部古典名著中的精品是马虎不得的。改译到第十回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重新制定工作方案：放慢进度，反复推敲，确保译文质量。
《红楼梦》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文学巨著。“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伟大的文学巨匠曹雪芹呕心沥血写了十年，尚未完成全璧，现在要把它译成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字，谈何容易!一位西方的哲人曾说过：“翻译即背叛。”意思是说，完全忠实于原文的翻译是不存在的。在我国翻译界，对严复先生提出的 “信、达、雅”三条标准，至今仍在争论与探讨之中。后来又有“形似与神似”说，又有关于 “化”的说法，然而始终都是在“务虚”，实际操作起来，并无一定之规，完全靠译者的理解能力和文字水平。翻译靠长期积累，非一日之功，有时也靠一点儿与生俱来的“灵气”，这就更不取决于人的主观意志了，但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态度是做任何事情都需要的，对翻译这样一部文学名著就更是必不可少的了。如果不这样做，不仅对不住曹公的在天之灵，也愧对家乡父老。老实说，由于经验的缺乏、时间的局促和资料的不足，我们的译文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从态度上说，我们是问心无愧的，尽了个人最大的努力。
首先碰到的问题是版本问题。红学家们一致认为，脂砚斋评抄本最为珍贵。但200余年过去了，流传至今的脂评本已是凤毛麟角，而且多是残缺不全的本子，如甲戌本、乙卯本、庚辰本、戚序本、蒙古王府本、甲辰本、郑振铎藏本、梦稿本、列藏本等，这些抄本有些虽有影印本或校勘本问世，但一时不知道到哪里去找，更何况当时是仓促上阵，无法向红学家们请教，于是只有以手头上有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由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的新版本为依据，对外文局提供的译稿进行全面的修改或重译。新版本以庚辰本为底本，所以十七、十八两回尚未分回，我们参考其他版本，还是分成了两回。说实在话，对于《红楼梦》的版本问题，就是在红学家之间，也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我们这些 “槛外人”的发言权就更有限了。
至于翻译过程中碰到的难题，就数不胜数了。比如，全书有几百个人物，其中许多人的名字又都语带双关，如何翻译这些人名就是个棘手的问题。我们比较了其他外文译本，有的对人名采用意译的办法。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把双关的语义较容易地表达出来，也便于外国人记忆，但缺点是使人物的名字显得滑稽。考虑再三，我们还是采用了“汉语拼音加注释”的办法。但问题并未完全解决，有时同样会碰到意想不到的困难。比如香菱，即甄士隐的女儿英莲，被拐卖到薛家后改名香菱，这个名字本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可谁知当我们注释其含义时，发现在西班牙没有菱角这种植物，自然也就没有西班牙文的名字。在植物学中，菱又分为两角菱、四角菱和乌菱三种，香菱之菱又是哪一种呢?如果一定要译成 “菱”，那就要用拉丁文，这就如同在花生米中掺一粒石子，读者“吃”到它时会觉得“硌牙”的。在外文局提供的译稿中，把菱角译成了荸荠，这显然与一位楚楚动人的少女形象相去甚远。经与我们的朋友何塞·蒂托探讨，只好把香菱之菱译成了睡莲。她与英莲之 “莲”是同族，声音亦好听，似乎也与人物的形象大体相符，不知曹公英灵，以为然否?这仅仅是翻译过程中一个小小的插曲，我们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了。
对我们来说，最困难的是重译书中的诗词。为了保证译文的忠实，我们采用了这样的工作方法：首先，由我做两种翻译，一种是不管西语的语法结构，逐字硬译，“对号入座”，使何塞对原诗的本来面目有个总的概念，以弥补他根本不懂汉语的缺欠，并向他讲解中国古典诗词格律的艺术特征;但这样的翻译，他往往根本看不懂，觉得莫名其妙，因此，我要按照规范的西语做另一种翻译。接着，何塞在两种翻译的基础上进行加工润色，并使其符合西班牙语诗歌的韵律。然后，我们一起讨论定稿。定稿之后，我们往往还要把它交给几位诗人朋友传阅并听取他们的修改意见。因此，可以说西班牙文版的 《红楼梦》是一项集体的劳动成果，是友谊与智慧融为一体的结晶。
2017年10月，为纪念翻译《红楼梦》30周年，格拉纳达大学又邀请我去做讲座并参加孔子学院一年一度的“中秋诗会”。校长为我颁发了特殊贡献奖奖牌;卡萨诺瓦教授还驱车将我接到家中做客，并亲自下厨为我做海鲜饭。
文化交流宛如在人们的心灵中架起一道绚丽的彩虹，能为她添上几笔颜色，是十分令人欣慰的事情。
我一向认为，把中国文学译为外语，是国外汉学家的事情。由于目前西班牙的汉学尚未达到这样的水平，我们只好助他们一臂之力。就我个人而言，我更愿意从事西译汉的工作。在来西班牙之前，我译过阿根廷民族史诗 《马丁·菲耶罗》 《拉丁美洲历代名家诗选》以及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胡安·拉蒙·希梅内斯、维森特·阿莱克桑德雷·梅洛、巴勃罗·聂鲁达、鲁文·达里奥等人的作品。当时中国驻西班牙使馆的文化参赞张治亚先生就是通过《马丁·菲耶罗》认识我的，因为该书在阿根廷展出时，他正在那里任文化参赞。
其中，特别要说的是翻译《马丁·菲耶罗》，这是阿根廷家喻户晓、尽人皆知的文学经典。我将这部作品翻译成中文，背后还有着戏剧化的一段故事。还在大学读书时，我读到《马丁·菲耶罗》选段，觉得很有意思。后来，我自己动手翻译，但是，书稿一直留在自己手里，完全没有想到会出版，翻译纯粹出于个人兴趣，自娱自乐。然而，机会来了，1984年，《马丁·菲耶罗》的作者何塞·埃尔南德斯150周年诞辰，阿根廷官方要搞一个大的纪念活动，展览全世界各种语言版本的《马丁·菲耶罗》，当时中国台湾地区翻译的《马丁·菲耶罗》中文版被送到了阿根廷，阿根廷官方计划将这一版本作为中译本的代表送去参展。中国驻阿根廷使馆知道后，紧急向国内报告，希望大陆翻译出版这本书。胡耀邦同志得知消息后十分重视，立即予以批示。此时距离展览只有4个月的时间了，如此短暂的时间里，要保质保量地翻译出《马丁·菲耶罗》，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此前凭借兴趣完成的翻译稿就派上了用场。当时，印刷还是采用传统铅印方式，排版周期非常长，但是在各级的重视下，很快精装本就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召开出版座谈会那天，诗人艾青、贺敬之、冯至等都来了。这本书被送往阿根廷参加纪念活动，赢得了中外翻译家的好评。
当西班牙的朋友们知道我从事诗歌翻译时，便多次问我为什么不翻译他们的大诗人加西亚·洛尔卡的作品。中国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曾于1986年8月在昆明市举办过纪念加西亚·洛尔卡逝世50周年暨西班牙文学研讨会，我在会上做过发言，会后又为《诗歌报》写过一篇报道并翻译了几首洛尔卡的作品。当时便想试试看。我的朋友、格拉纳达诗人哈维尔·埃赫亚不但为我选了洛尔卡的作品，而且还写了一篇虽然不长却很精彩的序言。他帮我选了2000余行诗，我大体在此基础上译完了初稿。1989年10月回国后，我开始联系出版社。在中国出版文学作品，当然首推人民文学出版社，而且加西亚·洛尔卡是他们“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必选的作家。当时西班牙驻华使馆的伊玛女士给我寄来了申请西班牙文化部赞助翻译该国文学著作的表格。但要申请赞助，首先要取得版权，于是我给加西亚·洛尔卡基金会主席、诗人的妹妹伊莎贝尔女士写了一封信，她欣然同意我翻译并出版其兄长的作品。西班牙文化部为该书的出版提供了赞助，从而使这本书在1994年1月顺利出版。
20世纪40年代，现代派诗人戴望舒先生就曾翻译过洛尔卡的诗作，新中国成立后曾出版过他的《洛尔迦诗抄》。遗憾的是，该诗集篇幅不多，致使对加西亚·洛尔卡的介绍和研究未能发扬光大。这次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拙译，总算使我们对这位伟大的西班牙诗人的认识又进了一步。
加西亚·洛尔卡是一位古老而又年轻的诗人。说他古老，是因为他的根深深地扎在家乡的沃土之中，他的《深歌》和《吉卜赛谣曲集》是安达露西亚地区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说他年轻，是因为他从不因循守旧，而是不断地进行艺术的探索与革新。他的《诗人在纽约》与任何先锋派的作品相比也毫不逊色，而且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这正是他作为诗人具有永恒魅力的原因之所在。
1996年11月23日，在洛尔卡故居举行了介绍拙译 《加西亚·洛尔卡诗歌戏剧选》的仪式，这当然是对我的鞭策和鼓励，也是对中国的西班牙语学者们所做工作的肯定与支持。我为诗人故居写了一首小诗，聊表一个中国译者对诗人的崇高敬意：
弹指一挥间，我去西班牙翻译《红楼梦》已经过去30多年了。还记得1987年我第一次去西班牙时，格拉纳达大学下属翻译学校一度想取消汉语教学，改为日语。30多年过去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已经和往日不可同日而语。如今这所大学不仅在翻译系设有汉语教学，在文哲系同样有汉语教学，而且还与北大合作创建了孔子学院。目前，西班牙已经有6所孔子学院。2015年，我曾应邀赴西班牙拉斯帕尔马斯大学讲学，仅那一所孔子学院就有2000多名各年龄段的学生。可见随着祖国的繁荣富强，不仅中国需要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了解中国。我为自己的祖国骄傲，也为自己能够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尽一份绵薄之力感到由衷的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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