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百余年来，北京大学始终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特别是北大的广大离退休老同志在劈波斩浪中开拓前进，在披荆斩棘中开辟天地，他们的功业载入史册，他们的精神历久弥新。这里是北大一批老同志的回忆文章。他们的回忆，从不同的侧面，勾画出北京大学的发展历程，记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是了解北大历史，乃至中国高等教育史的珍贵史料，也为我们理解北大传统、传承北大精神提供了一本生动的教科书。这是一封穿越时空的来信，更是一份矢志报国、不懈奋斗的青春宣言。
我出生在1937年，正是抗日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前的那段时光是比较动荡的。我五六岁的时候，日军在邙山扫荡，整个村的人都躲在村南边的深沟洞里。我至今还记得有一年在杏子熟了的季节，我淘气爬树摘杏子时，还遇到日本飞机飞过天空四处扫射，至今想来也觉得很可怕。日本人被赶走后，治安非常混乱，到处闹土匪，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稳定下来。回忆起来，可以说，我见证了抗日战争以来天翻地覆的时代变迁。
我少年时学习勤勉，历史、地理都名列前茅，课余时间便一头扎进文学里，从当时赫赫有名的鲁迅、郭沫若等人的作品到一些还不太出名的小说，我都读得兴致盎然。我那时候的梦想是做文学家，向纸墨间谋一处安身立命，所以升大学时便填报了北大中文系。不料命运捉弄，可能是中文系太热门，也可能是我历史考得过好了些，录取通知出来时，我发现我被历史系录取了。
那时候，北大历史系有三个专业：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考古学究竟是什么，我脑子里全然没有概念。到了一年级的下学期，要分专业了，各个教研室的老师纷纷开始“拉拢”学生，当时著名的旧石器考古学者吕遵谔先生便向我们“推销”考古：“考古哪里好？第一，可以‘游山玩水’，考古要实习，那自然就能游历名山大川了；第二，考古可以学照相，我们有特别好的照相机；第三，历史系有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三个方向，考古专业的学生要学中国史，世界史也要学，但是另外两个专业，中国史也好，世界史也好，它们就不一定要学考古学，你要想多学点知识，就要来考古专业。”当时摄影还是件稀罕事儿，少年人又怀着一种要吞天吐地、将天下知识皆纳于怀中的气概，我便被吕先生这番讲说俘获，阴差阳错入了考古门。
一入考古门，我便为考古的魅力所折服。1958年的暑假，那个热火朝天的年代，吕遵谔先生说我们要去周口店过一个“共产主义的暑假”，考古专业喊出口号：“挖出猿人头，向国庆献礼。”于是我便同一群满怀热忱的同学住在周口店，开始第一次发掘实习。
第一次田野考古我至今印象都很深刻，那是一段非常愉快的经历。那里地层极为牢固，学生们干劲十足，用大铁锤凿出个大洞，塞进炸药，硬是把它给炸开了。尽管没有挖出猿人头，我们也收获颇丰，挖出了不少动物化石和石器，排成一列，老师们便现场开始教学，这是什么东西，有什么意义。其间，还有很多名人来到我们的工地，比如郭沫若先生、裴文中先生、贾兰坡先生，都是我们很崇敬的大学者。郭沫若先生勉励我们说：“你看你们多幸福啊，工具一扒拉就能扒拉出一块骨头。”工地旁边还驻扎着一支部队，发掘间隙我们还与部队举行篮球比赛，生活是非常愉快的。自那时起，我便像是揭开了考古那神秘面纱的一角，得以一睹真容、初窥门径了。
1959年，按照教学计划，我们开始了一个学期的正规实习。时间大概是1959年的3月到8月，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发掘实习，一个是调查实习。我们到了陕西的华县，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包括生活场所和墓葬遗址。我被分在墓葬区发掘，老师手把手教我们怎样划出探方，怎样识别地层，出土器物后根据类型学进行整理。地层学和类型学的训练，为我打下了考古学最重要的基础。发掘过程中，老师也不断启发我们思考。比如一座墓葬中埋藏多人，他们是什么关系？是夫妻还是兄弟姐妹？为什么有的小女孩随葬很多比较奢侈的器物？是不是在氏族有特殊的地位？老师启发我们思考这些谜题，告诉我们应该看什么书，读什么文章。这些谜题的解答，需要我们把材料发掘出来，整理好，然后循着这些线索，抽丝剥茧，才能将那笼罩了数千年的迷雾轻轻吹开，古人生活的一角便宛在目前。
之后的调查实习其实就是到附近的古代遗址参观。我们去了西安，参观了很多博物馆，和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的同学一起联欢；又去了宝鸡，参观了苏秉琦先生当年发掘的斗鸡台遗址。那些沉默地将一段段漫长时代藏于腹内的文物，让我们的眼界陡然开阔，在我们的心里搭起了学术的稳固框架，也埋下了对考古敬畏与热爱的火种。
我的五年大学生活尽管也有曲折，但是总体而言受益匪浅，没有荒废。经过训练，我逐渐培养了考古的专业思维，学习了地层学和类型学，结识了考古界很多长辈大师，更是开启了我与考古、与田野发掘一生的情缘。
1961年，我毕业后留校工作。虽然说是留校，但是之后近二十年，我其实也没有登上北大的讲台教书，大部分时间是根据系里安排，带学生去田野实习，奔走在天南地北的田野遗址中，枕着黄土入眠。1961年刚毕业，我去发掘了昌平雪山遗址；1963年参与了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1964—1965年又去了安阳殷墟。恢复招生以后，1972年去发掘了房山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1975年去青海柳湾遗址，发掘精美绝伦的彩陶；1978年去承德参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墓地的整理；后来，又参与发掘了江西清江吴城、湖北黄陂盘龙城及山西曲沃晋侯墓地等。
现在回头看，这一段经历非常宝贵。考古不是一门闭门造车的学科，不接触实际，不扎根田野，就没有发言权，唯有在鲜活的遗址和出土的遗迹、遗物中才能谋得知识的纯熟。
自毕业后东奔西走，十年辛苦，想来也够磨成一剑。毕业十年后，20世纪70年代我才发表了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我从田野发掘的材料整理中萌发出来的，是参与江西吴城商代遗址的发掘时思考的。那是1973年，我突然接到苏秉琦先生的电话，把我叫到考古所，说我的老同学李家和自江西扛了一麻袋陶片到这里，苏秉琦先生看过后觉得很有发掘的价值，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吴城遗址非常重要，它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最早发现的商代遗址。那时候我已经久经田野发掘的训练，对地层发掘、类型分析，早已得心应手。我们将出土器物按类排列，进行文化对比，分成了两堆，一堆与郑州商城、安阳殷墟商文化出土的器物形貌酷似，另一堆却是在北方十分眼生的“土著”器物。这个文化该怎么命名？当时大家众说纷纭。我就说，这个新的文化，尽管其中有商文化的影响，但是分量不占主要地位，而大部分是我们过去没碰到过的、本地的器物，毛主席说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我们就叫它“吴城文化”吧。
这件事酝酿出了我在学术上的一个新思考——文化因素分析。我常常说：我们搞考古的人如何把冰冷的出土文物与热腾腾、活生生的历史联系起来，变成历史研究有用的素材？这套方法便是在中间架一座过渡的桥梁。对于文物，你要先体察它的“内心”，确定它的性质，再考证一下它的种种成分和外界有什么关系，这一块儿是受哪里的影响，那一块儿又能溯源到哪里。如此这般，就把一个扁平的物塑造成了一群立体的人，这样你就能看到，原来这堆不起眼的文物承载了许多不同部族的文化，再拿出传世文献一比对，与种种部族名便神奇地吻合上，或者你会惊讶地发现，自己踏入了一片尚未被传世文献记载的历史的处女地。这套方法成了我做学问的利器，我在出版的第一本书《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中就谈到了这个方法。我自己体会到，没有文化因素分析，我都不会写文章了。正是因为掌握了这个方法，才能通过“物”，看到背后的“人”、背后的“族”，架起一座从考古学研究过渡上升到历史学研究的桥梁。
田野发掘虽然辛苦，但是也有很多乐趣。每一次发掘，都充满了期待；发现新东西的时候，就特别兴奋；如果能有铭文和传世文献对应上，那就更是高兴得不得了。
我最满意的是晋侯墓地的发掘。这是北大多年的实习基地，我也参与其中。一直到2001年，一共发掘出了9组19座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我们对每一组的墓葬都考证了墓主人。晋侯墓地的发现无疑是20世纪西周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它为确认西周时期晋国的始封地以及晋国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迄今为止这还是研究西周时期封国最重要的材料。发掘和研究的过程不仅对我自己的研究帮助很大，而且提高了我国整体考古研究的水平。
经过数十年的田野发掘和研究，我深刻地感受到，做学问一定要扎扎实实，要甘坐板凳十年冷，要扎扎实实积累材料，所谓厚积才能薄发，这是北大传统。
我在上学和工作期间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围绕商周考古展开的。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我作为首席科学家参与其中。“夏商周断代工程”最早是宋健院士和李铁映国务委员提出的，宋健说：“我到国外访问，参观许多文明古国的博物馆，展板上都写得很清楚这是什么年代、什么王朝，可是咱们的博物馆上古的很多都说不清楚，比如夏朝的开始，有的说是公元前20世纪，有的说是公元前21世纪或公元前22世纪，究竟哪个对？”他决定找一些专家听取意见，经过讨论后，我们觉得对夏商周的断代研究比较可行，于是1996年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参与“夏商周断代工程”，我有一个很大的体会就是，任何科研攻关都不是一个孤立的学科能完成的，必须跨学科、多学科联合，发挥各自优势。“夏商周断代工程”对我自己的研究也很有启发作用，一定要走多学科融合发展的路子才行。
“夏商周断代工程”确定了夏代的存在，这是一个很大的功劳，过去很多人认为夏代只是个传说。回顾中国考古学的历程，殷墟和郑州商城的发现确定了商的存在。按照文献记载，夏在商的前头。怎么证明呢？考古学上找到了比商更早的遗存，这是其一；再一个，根据文献，夏的活动范围和考古发现的地点是一致的；最后，我们对出土文物的特点进行分析，并且用碳十四测定它的年代。最终我们证实了，以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河南登封王城岗、新密新砦、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文化就是夏文化，夏代是确实存在的。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我的研究思路进一步开阔，我觉得不能仅仅局限在夏商周这里，应该继续往前追，进一步追溯中华文明的源头。确定夏代存在以后，那么夏以前呢？按照司马迁讲的，上古有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之后大禹建立夏朝，进入三代。那么，以夏为基础再往前追，可能能追到文明更早的源头。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后，我们又开始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希望在此前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开展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往夏以前追溯，我们运用同样的研究方法，推定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就是文献记载的“尧都平阳”所在地，尧也被证实是存在的。陶寺遗址发现了一座280万平方米的古城，有两重城垣，还有古观象台，测定的年代是4100多年前，文献中尧部族活动的地方就在这一块。把这几个对起来，推测这里是尧都所在地，我觉得是合理的。
再往前还有没有源头？有没有比尧更早的文明？上古文明是如何演变的？在不断追溯中，我们对中华文明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后来发掘河南三门峡灵宝县(今灵宝市)的西坡遗址，有大房子，有比较大的墓葬，但是出土的玉器只有一件玉钺。同一时期的良渚文化玉器十分发达，且大多是祭祀用，西坡遗址在规模上和良渚相当的大墓比就显得很寒酸。过去认为这是落后的表现，但我认为，这可能是反映了二者在文明的演进过程中走的道路不同。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中神权占主导地位，而在中原地区，祖先崇拜是第一位的，要传宗接代、要考虑本族的长治久安，因此才会出现比较简约的情况。正是因为道路不一样，最后崇尚神权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都灭绝了，只有崇尚祖先崇拜的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一直存续下去，没有断过，到了夏代以后逐步扩展，形成了以华夏文明为基础和核心的中华文明一统的格局，敬天法祖的祖先崇拜也构成了中国人骨子里最深的信仰。这也充分证明了道路决定命运，不同的道路选择，决定了文明的不同演变模式。当然，以后可能也会有新的材料来证明它或者推翻它，但至少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总之，在我“安身立命”的商周考古之后，我的研究就这样逐步地往前推进，不断追溯中华文明的起源，寻找中国人的根源，这是我研究上古文明的一个重要动力。
考古学最早在欧洲兴起。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国外的探险家和学者在中国进行考古、探险甚至是盗掘，国人的爱国热情被激发，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就去国外学习考古学，比如梁思永。这批人回国以后，中国的考古学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1921年北大成立了考古学研究室，马衡担任研究室主任，这是中国第一个考古学科。
新中国成立以后，1952年，在文化部和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正式成立，这是我国高等院校的第一个考古学专业。新中国成立初期，懂考古的人数量少，跟不上实际的需要，北大就联合文化部、中国科学院举办了四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短短几个月时间，对怎么发掘、怎么测量、怎么绘图、怎么照相，进行集中训练，学完以后就分到工地上去。20世纪80年代以前，各省考古的领头人，包括学术上和行政管理上，都是这些人。这几期训练班也被称为考古的“黄埔”。
北大考古教研室人不多，也就十几个，但是名家荟萃，人才济济，苏秉琦、阎文儒、宿白、邹衡等先生都是一代大师。正是在他们筚路蓝缕的开创下，北大考古学专业慢慢壮大起来。1983年，考古专业从历史系分出，独立建成考古系，宿白先生是第一任系主任，北大考古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98年，我向学校申请将考古系改为考古文博学院。但因为考古系比较小，所以就先去掉了“学”字，称之为“考古文博院”，更强调它的研究性质，由我出任第一任院长。到了2002年，正式成立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在北大，从考古教研室到历史系考古专业，再到考古文博院，最后到今天的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经历了长足的发展历程，这不单是北大考古学的发展，也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一个缩影，背后正是一代代中国考古人的探索和奋斗，我非常有幸能够参与并见证这一历程。
2019年1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下设考古研究所、古代史研究所等。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重大举措，也是考古学进一步发展的又一重要契机。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致以贺信，贺信中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历史科学是通过包括考古学在内的研究来丰富的，这一切更让我坚定，选择考古学是很幸运的，我不后悔选择考古专业，这条路走得还是对的。
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作为考古工作者，在祖国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中，我们也绝不能坐而论道、孤芳自赏，而是要通过研究历史、总结经验教训，为当下和未来服务。
李伯谦
我是研究上古文明的，在研究中国文明演进历程中，我总结了八点启示：第一，文明模式的不同选择导致了不同的发展结果。道路决定命运，考古学的事实告诉我们，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选择怎样的道路是决定其能否继续生存发展的关键。第二，道路选定以后并不一定是一帆风顺的，也可能发生改变。良渚文化前身是以军权、王权为主的崧泽文化，到了良渚文化阶段，开始接受红山文化，崇尚神权，因此垮了下去。第三，我国古代文明演进的历程是不断实现民族文化融合、不断吸收异族文化先进因素的历程。对异族文化因素不能全盘照搬，而是要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加以选择。第四，血缘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祖先崇拜是中国古代文明保持延绵不绝、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第五，中国古代文明演进过程中，共同的信仰和共同文字体系的使用与推广，是维护统一的重要纽带。第六，中国古代文明演进过程中形成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和谐共存”等理念，以及在其指导下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国与国等关系的实践，是文明自身顺利发展的保证。第七，中国古代文明演进过程中，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对保证大型工程的兴建和国家的统一，发挥了重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过度运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和创造性。第八，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过程，也是阶级形成、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不断“斗争—妥协—斗争”的过程，统治者推行的政策，即使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也需要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不可超过其所能够忍受的限度。“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回顾中国历史的历程，发扬优秀传统，总结经验教训，这对中华民族今天的建设和未来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免责申明】本专题图片均来源于学校官网或互联网，若有侵权请联系400-0815-589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