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祖国 | 王顺洪： 我爱北大，我爱汉院

个人简介：王顺洪，1949年9月30日出生于北京，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教授。1970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74年毕业留校。长期致力于日本汉语教育史、日本人汉语学习、中日语言文化比较研究。

我与新中国同龄，70年，光阴似箭，岁月峥嵘，祖国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走过了极不平坦的追梦之路，在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考验与成就;70年，往事如画，记忆犹新，伴随着新中国的脚步，我个人经历了童年、青年、中年，进入了老年，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苦乐与收获。

回首我这70年，参加工作40多年，于北大42年(含学习)，其中22年的时光是在对外汉语教育学院(从对外汉语教学中心始)度过的。

作为新中国的同龄人，能长期在北大尤其是对外汉语教学园地耕耘至退休，为北大的来华留学生教学和国际汉语教育事业作出贡献，是我一生的幸运，也是我最大的满足和荣耀。退休以后， 我经常像过电影一样回忆在北大几十年的经历， 念念不忘， 无怨无悔。

留校初期

1970年，我作为首届工农兵学员被单位推荐来到北京大学，进北大之前已在京郊延庆县委机关工作5年。那时北大的教学秩序刚刚恢复，我所进的中文系和全校一样，专业和课程设置比较简单，缺乏应有的系统性和科学性，教学安排和教学内容也不够合理，且时常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但是，我和同学们深感肩负着被推荐上大学的重任，下决心利用宝贵的机会努力学习，尽可能多地吸收知识、增长才干，为将来更好地工作打好基础，为国家和人民作贡献。

正因如此，尽管那时条件远不如今天优越，但大家都在充分利用课堂、图书馆等可以利用的条件，如饥似渴、废寝忘食地多听课、多读书，许多同学(包括我)都在那期间成了近视眼。

庆幸的是，那时候中文系的老教授王力、魏建功、杨晦、林庚、吴组缃、季镇淮、王瑶、朱德熙等，也给我们授课。中青年教师，除了承担主要讲课任务，还被分到各班进学生宿舍辅导。在“开门办学”期间，一些教师同我们一起走出学校进行教学实习。因而，师生接触比较多、关系密切。

中文系的老师们不仅教给我们专业知识，帮助我们完成学业，还给予我们人文关怀。毕业多年后同学相聚，每当聊起当年各位老教授讲课的特色与风采，回想起随班老师与学生同屋促膝交谈、耐心辅导学生的情景，就油然升起怀念和敬仰之情。虽然20世纪70年代特殊背景下北大教育所受的局限，对我们获得更多的知识有一定影响，但毕竟为我们后来的人生发展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使我们为社会作出了更大的贡献。

1974年2月我从中文系文学专业毕业后，便留在学校工作。起初是在中文系做青年教师，曾带领文学专业1973级创作组学生走出校门进行创作实践。半年之后，北大政治部组织组(现组织部)将我借调去做工作人员，一干就是4年多，主要是在年长同志的指导下，去各系开展党建调研、写简报向上反映情况、举办党员干部学习班等，还到京郊大兴县(今大兴区)北大分校(五七干校)工作过一年。虽然原所学文学专业知识没有得到进一步提升，但得到了新的锻炼，学到了新的东西，熟悉了北大的人和事，融入了这里的环境，成为一名真正的北大人。

扎根汉院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笼罩在北大上空的阴霾被驱散，广大教师解除了精神枷锁，开展教学科研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在新的形势面前，有些学校机关工作人员陆续回到系里开展原来的专业研究和教学。

1978年8月，经领导批准我回到了中文系，一边任团总支书记做学生工作，一边在当代文学教研室做教员。中文系很重视对年轻教员的培养，给我们每个人安排了指导教师，在老教师的指导下，我“回炉”进修钻研业务。我同1977级、1978级学生一起听课，将文学专业的课程又系统地修了一遍，之后便开始备课讲授中国当代小说、戏剧文学。那几年，行政、业务双肩挑，担子重、压力大，加上成家有了小孩，是留校后最忙碌最辛苦的时期。但毕竟年轻，精力充沛，压力变动力，干事争分夺秒，除了晚上《新闻联播》必看，其余时间一点儿不敢浪费。当时住在由学生楼改为教工宿舍的34楼，几口人挤在筒子楼一间屋里，无法看书，我就钻进图书馆直到闭馆;担任团总支书记做学生工作，34楼对面就是32楼中文系学生宿舍，不管白天还是傍晚，我见缝插针随时去和学生干部见面。

那时候，尽管精神压力大，生活紧张而清贫，但奋斗意志十足，从未感到苦和累，感觉十分充实，每天都在进步。1978年后，改革开放春风浩荡，国家日新月异，北大生机勃勃，我这个新中国同龄人正值而立之年，与其他年轻教师一样，迎来了奋发有为的新时期。

担任团总支书记四年后卸任，我开始全力以赴从事教学工作。1983年初夏的一天，中文系向景洁副主任突然把我叫进办公室，告诉了我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消息：“中国改革开放，开始大量向国外派遣留学生，驻外使领馆亟须管理干部，教育部拟从北大借调数人，任期四年，你愿不愿意去?给一周考虑时间，若同意就向上推荐。”兴许是我学了点儿日语，又做过学生管理和教学工作，学校才给了我这个机会。不过，这可是突如其来的大事，我刚走上教学岗位，孩子也还小，海外一去四年，未来变化莫知，兴许就此离开北大。又一次面临重大抉择，经与家人再三斟酌，最后决定接受借调，但任期结束后一定还回北大，北大已是我不可舍弃的家园。

1984年9月22日，经过教育部安排的半年日语培训和半年多教育外事实习，我被派遣到了日本东京，先在中国大使馆停留20天，拿到日本政府发的外国人登陆证后，于10月12日来到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教育组，开始了新的工作。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的管辖范围，包括日本关西地区两府五县(大阪府、京都府、滋贺县、兵库县、奈良县、和歌山县、三重县)。总领馆各业务组的外交官等工作人员，分别由中国外交部、商务部(当时叫对外经济贸易部)等部委派遣。教育组的主要任务是：对来日中国留学生的管理、公派讲学教师的关照、教育访日团组的接待、日本教育情况调研等。教育组有外交身份的只有我和另一位同志(从其他大学选派)，比起在学校搞教学科研，责任重大，头绪较多，工作繁忙，又是在异国他乡，有一定语言障碍，对我来说，完全是新的经历和考验。值得欣慰和自豪的是，在四年多的时间中，通过不断学习和努力奋斗，我顺利地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自身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锻炼和提高。另外，我还大大加深了对日本社会的实际了解，运用日语的能力也明显增强，为后来从事与日本有关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时间如流水，在大阪总领馆一干就是四年，转眼就到了1988年夏，驻外工作任期即将结束，回国后到哪里、干什么被提上了日程，我当然还是想回北大从事教学与研究。虽然在领事馆利用工作之余搜集了不少资料，并与在京都大学留学读博士的一位朋友合编了《日本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论著索引》一书，但具体是从事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还是中日文学比较研究，我尚在犹豫徘徊之中。

正值此时，北大对外汉语教学中心负责人潘兆明等到日本访问，在大阪见面时说起我回国后的工作，潘老师热情地说：“欢迎来汉语中心。”我听后眼睛一亮，顿开茅塞。来日本之前，我曾给中文系留学生(全是日本人)上过“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这门课，每年还支援外事处留学生汉语教研室，给日本短期班学生上汉语课。回去后将文学与汉语结合、中文与日文结合，专门给留学生上课，岂不是理想的选择与归宿?于是，我很快就下定了决心。

1988年12月，我结束了在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的工作返回北大。1989年9月至1990年9月，又带着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明确目的，到日本关西大学进修了一年，考察日本的汉语教育情况，专门收集有关资料，并开始撰写论文。回国之后，立即办理了从中文系转到汉语中心的手续，从此在这块改革开放之后如日东升、春意盎然的田园扎下根，踏上了尔后22年的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之路。

汉院岁月

在北大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含汉语中心)的22年当中，我在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同时，先后担任过汉语中心副主任、学院党总支副书记、选修课教研室主任、汉语教研室党支部委员等职务，亲历了对外汉语这个新兴学科在北大的变化。我还因参加编写《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发展史》一书，撰写《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学大事记(1952—2003)》(打印稿)和《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学发展概要》等文章，对北大这个领域的发展有所了解。可以说，我这个新中国的同龄人也是北大对外汉语教育事业发展变迁的见证人。

北京大学的对外汉语教学，始于1952年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该专修班前身是1950年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下设立的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1952年，中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转进北京大学，更名为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由教务长周培源兼任主任。20世纪50年代，北大是全国唯一从事留学生汉语培训的单位，那时学生不到80人，教员仅十几名，邓懿(周一良夫人)为教学方面负责人。那一代对外汉语教师以编写出版《汉语教科书》为主要标志，为北大和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初创作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60年代初，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被撤销，全国外国留学生汉语培训工作中心转到北京外国语学院，1964年又转到新成立的北京语言学院。在北大，留下八名教员成立了公共汉语教研组，负责入系留学生的汉语补习。1965年，中国接收3000名越南学生来华学习，北大接受了250名学生的汉语培训任务，学校从中文系、俄语系和北师大借调教师、选留毕业生，汉语教研组教师骤增到40人。“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停止接收外国留学生，对外汉语教学中断。1973年，北大在全国率先恢复接收外国留学生，直到70年代末，留学生人数尚不多，汉语教学规模较小，机构、人员也不够稳定。但是，在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管理等方面，北京大学还是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世界出现“汉语热”，来华留学生迅速增加，对外汉语教育事业蓬勃发展。1984年10月，北大以原来的留学生汉语教研组为基础，又从中文系调来部分教师，成立了对外汉语教学中心，中文系林焘教授兼主任，潘兆明、卫德泉任副主任。当时有教职工28人，长期生80多人，短期生200多人。对外汉语教学中心的成立，标志着北大的对外汉语教育事业发展进入快车道。之后，学生人数逐年攀升，至2001年已达到长期生359人、短期生707人;另外，还从1986年开始招收培养了86名研究生。教师数量增到49人，不断补充年轻教师，北大初步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结合、整体素质好、学历层次高、教学科研能力强、朝气蓬勃的对外汉语教师队伍。在汉语中心阶段，各方面工作都登上了新台阶，这块原来在北大并不起眼的地方，呈现出令人瞩目的欣欣向荣的景象。我本人与许多中青年教师，正是有幸在这个时期，开始在这块充满希望的园地上耕耘、成长。

2002年6月29日，对外汉语教育学院成立，标志着北大的对外汉语教育事业又跨进了一个新的阶段。建院10年中，除了原有的长期班、短期班，新增添了预科班、特殊班，学生总数上升到1200多人。最醒目的是研究生数量的快速增长，各类研究生合计达到300多人，其中还有30余名博士生，这标志着学科建设达到了可喜的规模与水平。随着国家汉语国际推广的大步前进，学院每年还为海内外培训大量汉语教师。学院教师队伍结构继续优化，学历层次日益提高，学术活动异常活跃，研究成果更加丰硕。同时，还建立了一支优良的兼职教师队伍，逐渐撑起了教学工作的半边天。教学管理的合理化、制度化，教材编写的更新换代，硬件条件的改善，课程体系的完善，教学手段和方法的创新等，也都取得了长足进步。经过十多年的大发展，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实力增强，气魄大长，地位提升，再也不是几十年前的“小院落”。

近几年来，随着国际汉语教育新形势和新媒体带来的教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北大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在管理体制改革、师资与学科建设、举办高端学术会议、开展远程汉语教学、支持国外孔子学院等方面，取得了新的突出成绩，各项工作又登上了新的台阶。我作为在这块园地上耕耘了22年的退休老园丁，亲身经历和见证了这里的巨大变化，为北大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非凡历程而感动，更为改革开放40年来的全面大发展而自豪。

出国日本

对外汉语教学的突出特点是“对外”，不管是把学生招进北大，还是将教师派出国门，教学对象均是外国人。就我自己来讲，22年所从事的教学与研究，与日本的关系最为密切;就对外汉语教育学院来说，我自对外汉语教学中心成立前就一直与日本紧密关联。

我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文系时，就为日本留学生上过中国当代文学课和短期班汉语课，那时因工作需要，我参加了校工会办的外语班学习日语。改革开放后北大举办短期汉语班，最早就是从接收日本学生起步的，初期绝大多数学生是日本人。短期班结业后留学生办公室组织学生去上海、杭州、西安、洛阳等地旅行参观，我们一般都有汉语教研组的老师陪同。那时候，能与留学生一起住饭店、乘专车、旅行参观，享受外宾待遇，还真有几分新鲜乃至兴奋。也正是自那时起的30多年，我与日本以及对日本人的汉语教学和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4—1988年我在驻大阪总领事馆四年多的工作，加上随后一年返日进修，身历其境，真切体验，极大地丰富和加深了我对日本社会、文化和汉语教育实况的了解，也使我坚定地选择了从事日本汉语教育和日本人汉语学习的研究方向。在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含汉语中心)工作的22年中，加上退休以后，我独自或与他人合作，撰写、编写出版了专著4部、译著3部、汉语教材5部，发表论文、译文等60余篇，著作、论文、教材之题目几乎都没离开“日本”二字。22年中，我先后4次被派遣出国任教合计5年半(不包括后来在孔子学院授课)，除了半年是在法国，其余5年都是在日本。作为一个北大人，无论是做外交人员还是做汉语教师，我都想着利用熟悉日本情况的便利条件，为促进北大与日本的交流与合作发挥一点作用。

2006年在日本立命馆孔子学院

在驻大阪总领事馆工作期间，正值日本大力推进国际化，出现了“中国热”“汉语热”，一些大学纷纷想与中国建立交流关系。在大学工作的日本朋友找我咨询、帮忙，我首先想到的是北京大学。经过牵线搭桥，先后有京都女子大学、帝塚山学院大学、山梨县立短期女子大学(2005年升格为山梨县立大学)与北大对外汉语教学中心建立了交流关系。我致力于北大对外汉语教学22年，曾先后被派往山梨、帝塚山任教，执教期间有意识地促成这两所大学与北大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含汉语中心)签订或修订了合约，有力地巩固和发展了北大与它们的交流与合作关系。30多年来，学院已有20多位教师到上述几所大学任教。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形势越来越好，综合国力越来越强，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作为增强软实力的举措之一，国家大力推广和支持与国外大学等教育机构合作建立和运营孔子学院。2006年10月，在国家汉办的推动和支持下，北京大学与日本立命馆大学合作建立了日本第一家孔子学院——立命馆孔子学院。2011年3月12日，我接受北大和国家汉办的派遣，赴日担任立命馆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这次来日本与以往不同，我既不是外交人员，也不是普通教师，而是面对面地与日方院长及职员们合作，管理运营孔子学院，可谓使命光荣、角色特殊、责任重大。尤其是，中国方面主要由国家汉办主导，日本方面由立命馆大学领导，中日双方机构和有关人员在办事规则、思维方式、工作作风上存在明显差异，上下左右的关系比较微妙复杂。对我来说，虽在日本待过多年，生活环境一点儿也不陌生，工作起来却无驾轻就熟之感。不过，由于赴任之前我已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在孔子学院的两年任职中，凭自己多年的国内外工作经验，较好地处理了与相关方的关系，既积极努力、尽职尽责，又谨慎务实、追求效果，从而善始善终地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2012年9月30日我满63周岁，北大给我办了退休手续。2013年3月，在立命馆孔子学院工作任期结束，我回国才真正开始了退休生活。

屈指算来，前前后后，我在日本工作合计12年有余，其中所干、所学、所感、所悟，非短言所能道尽。长期以来，与日本的交流与合作，一直是北大对外交流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为自己能在其中做出微薄贡献而感到欣慰。

总而言之，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回顾祖国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心潮澎湃，激动不已;作为一个北大人和对外汉语教育学院教师，回想在这块美丽园地上大半生的经历，参与和见证了这里的非凡进程和伟大业绩，我无比自豪。借此我向伟大的祖国、向我所爱的北大和对外汉语教育学院，献上衷心的祝福!

2011年3月，日本立命馆孔子学院欢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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