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百余年来，北京大学始终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特别是北大的广大离退休老同志在劈波斩浪中开拓前进，在披荆斩棘中开辟天地，他们的功业载入史册，他们的精神历久弥新。这里是北大一批老同志的回忆文章。他们的回忆，从不同的侧面，勾画出北京大学的发展历程，记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是了解北大历史，乃至中国高等教育史的珍贵史料，也为我们理解北大传统、传承北大精神提供了一本生动的教科书。这是一封穿越时空的来信，更是一份矢志报国、不懈奋斗的青春宣言。
1947年1月，我考入北京大学理学院动物学系做练习生。我1月13日到理学院报到，其时正是北大师生抗议美军对北大女生实施暴行的高潮。理学院大门内外铺天盖地贴满“抗议美军暴行”“严惩美军暴徒”“美帝国主义从中国滚出去”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深刻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丑恶嘴脸和侵略者的本质。这是我进北大上的爱国主义第一课。
理学院原是清朝的公主府，院内建筑仍是王府的格局，唯有大院正厅东部的生物楼和南楼(教室楼)是近代建筑。动物学系师生人数不多，都挤在生物楼楼下，用房十分拥挤。练习生的工作主要是为教学、科研准备实验材料，采集、制作各种动物标本，并管理学生用的实验设备如显微镜等。因为这些工作，练习生和师生们接触很多，所以大家彼此都很熟悉。师生们关心政治、思想进步，他们深深地影响着我，使我逐步融入北大这个“小解放区”的环境之中。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打内战，大量印发钞票，搜刮民脂民膏，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教育事业遭遇严重危机。北京学生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发起“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1947年5月18日，北大学生宣传队在西单商场附近突然遭到国民党青年军208师士兵围堵殴打，据说有8人被打致伤，其中2人受重伤。动物学系助教李秀贞向我们介绍她弟弟(北大工学院学生)在西单被打的情况：暴徒拳打脚踢，有好几个同学受伤。我们听了非常气愤，大家议论要参加“五二〇”大游行。
5月20日下午，一万多名各校学生聚集在北大操场，我加入的北大队伍有几百人，排头的是在北大上学的青年军复员学生，他们穿着夹克式青年远征军军装，有人还戴着美式钢盔，衣服背面写着“老208师”字样。当过兵的人走起路来很威武，队伍是四列纵队，我们年轻力壮的排在外侧两列，中间两列是较体弱的男生和女生。队伍浩浩荡荡，沿途高喊“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走到西单商场时，我们外侧两列男生都将手挽起来，防止被冲散、被殴打。西单商场附近有些像特务便衣的人在观望，所幸没有发生事故，但回校后听说北大仍有两个人被打了。游行大队回到北大广场即举行群众大会，总结“五二〇”游行的战斗，并把北大操场命名为“民主广场”。
暑假后，我搬进理学院南楼单身宿舍，住在校内有更多时间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不久，我参加了化学系练习生沈承昌组织的读书会，参加读书会的有我们理学院几个练习生和校外几个中学生，北大学生老宁辅导我们学习《大众哲学》《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革命读物。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还学习了介绍解放区情况的《大江流日夜》和《中国土地法大纲》等。北大校内虽然民主自由气氛浓厚，但学习小组仍然十分注意保密，学习地点随时更换。我们的学习文件也注意保密，北平解放前夕我们学习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华社新闻稿，就是伪装在一本周作人的《秉烛谈》里。
学习小组坚持的时间很长，参加学习的人员有不少更迭，直到北平解放后小组公开，定名为“青苗社”，成为职工中一个社团，吸收沙滩校区青年职工中要求进步的积极分子参加。学习小组还在总办事处前设立板报专栏，配合政治学习，定期出版，直到职员会、工会正式成立，文宣工作正常化后，青苗社才停止活动。
学习小组是练习生们的一个交流平台，练习生联谊会就是在学习小组中酝酿产生的。1948年春，国统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地下党领导教职工开展要求改善公教人员待遇的斗争，只拿职员工资60%的练习生们，纷纷要求享受应有的全额工薪待遇。沈承昌、王克昌和我几个人多方呼吁奔走，虽未解决问题，但练习生们在斗争中团结起来，一起读进步书刊，宣扬进步思想。后经党组织同意成立了练习生联谊会，我们几个人成了联谊会的负责人。联谊会在之后的迎接北平解放，与旧职员会斗争，以及成立职员会、工会等工作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8年4月的一天，我同李鸿藻(王岳)去西郊采集标本，中午回到理学院时，看到总办事处门口吵吵嚷嚷聚集了很多人。感觉情况不对，我同李鸿藻赶快进了理学院大门。他叫我去总办事处看看，我在民主广场的布告栏里看到贴着警备司令部抓人的黑名单，名单上有李鸿藻的名字。我赶快回来告诉他，想让他暂时在我的宿舍住下，他说不用我管，第二天去了解放区。几十年后，我们又在北大相见，李鸿藻任北大物理系党总支书记，后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
1948年暑假，我的小学同学刘光鼎(后为中科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所长)从山东大学转学到北大物理系，带着弟弟刘光鼐来京，暂时挤在我在南楼的单身宿舍里。当年，山东大学缺乏进步书刊，他想运一批进步书刊到山大。其时，我正准备到青岛采购制作鲨鱼标本的材料，要带几个装仪器、药品和鱼的木箱，将进步书刊装箱混在一起是可行的办法。经党组织同意，我将进步书刊装在这批箱子里，从北京火车站运到天津码头，再装船运到青岛大港，由山大学生从码头接走。在天津码头，军警逐箱严格检查，我千方百计没有让他们打开这几个箱子。这次经历是我终生难忘的一次危险行动，也是我第一次单独完成一项革命任务。
1948年12月，解放军几路大军将北平城团团围住，地下党布置全党和盟员组织护校和迎接北平解放。植物学系练习生、地下党员王克昌组织我们几个人，登记动物学系、植物学系的贵重仪器、设备和重要图书资料。
1949年1月31日，我们接到通知：和谈签字，人民解放军要在今天进城接受北平防务，北平正式解放，我们要集体赴西直门欢迎入城的解放军部队。我们几个人到西直门外，在城门两侧等候。过午，人民解放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迈着整齐的步伐进入古老的北平城。我们见到自己的队伍，群情振奋，热泪盈眶，大家振臂高呼欢迎口号。之后，我们又在回校的路上见到地安门部队换防：在地安门城门楼东北角马路东侧的人行道上，原站着两名国民党士兵，从东面走来一队着装整齐、精神饱满的解放军战士，从中走出两人，与国民党士兵互敬军礼后互换岗位。我们和周围参观的市民一起热烈鼓掌，我心中默默地想：“北平变天了，是我们人民的天下了。”
晚上回来，上级通知2月3日举行欢迎解放军入城式，要求学校各群众团体在地下党的统一领导指挥下，参加解放军入城式。而1947年12月改选的职员会，领导权是在一群国民党、三青团的人手里，这显然是不合适的。经党组织研究，由练习生联谊会出面，与旧职员会谈判，夺回职员会的领导权。2月1日下午，沈承昌、王克昌和我三人在孑民堂与旧职员会展开了长达两个半小时的争论，最后迫于大形势影响，他们同意欢迎解放军入城式由练习生联谊会来组织领导。2月2日旧职员会中国民党骨干分子逃离学校，2月14日旧职员会宣布结束会务，2月15日北大沙滩区职员会筹委会成立。
2月3日，举行人民解放军入城仪式，我们带领职工队伍随北大的大部队一起，到东交民巷西口路南指定位置。这里恰好是美国兵营大门口，大门紧闭，偶尔会有个蓝眼睛、黄头发的脑袋从门缝中伸出来看看，我们高呼“美帝国主义从中国滚出去”，大门马上又关上了。上午11时，威武雄壮的解放军队伍走过来，热情的欢迎人群沸腾的欢呼声交织在北平的上空，直到下午5点仪式才结束。广大市民“拥护共产党、拥护解放军”的口号响彻云霄，庄严热烈的欢迎庆典震动古都。
7月1日，北大党员、团员步行到先农坛，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大会。我们下午就到了那里，那天下着瓢泼大雨，离开会还有几个小时，大家在雨中唱着、跳着，十分兴奋，每个人都浑身湿透，鞋里、袜子里都是水，但没人退缩躲雨。晚上开会时，雨停了，郭沫若朗诵了一首庆祝的诗，毛泽东主席向大家问好，全体与会人员斗志昂扬、不怕困难的精神在我的记忆中永不磨灭。
10月1日，首都3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我随北大的队伍中午就到了西三座门西侧的指定位置。下午3时，庆典开始，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30万群众仰望天安门、看着毛主席，心潮澎湃、群情激昂，口号声、锣鼓声响彻云霄。朱德总司令绕场检阅后，盛大的阅兵式开始，威武的人民解放军陆、海、空方队在我们面前通过。天上飞过机群、地下通过装甲坦克后，群众游行队伍开始出发，北大队伍在天安门西侧，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后。当晚，我又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盛大庆祝晚会。
我有幸参加开国大典，见证新中国的诞生，感到热血沸腾、激动不已。当五星红旗升起来的时候，我暗下决心，要为年轻的新中国奋斗终生。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抗美援朝。27日，北大民主广场上贴出了“反对美帝侵略、支援朝鲜人民爱国战争”的大字报。我在北大教职员抗美援朝上书毛主席的志愿书上签了名(我记得全校教职员376人签名)。1951年暑假，动物学系召开师生员工大会，动员开展捐献运动。我当时负责系里的行政事务工作，找到王府井南口中国青年服务社(团中央所属)，经多次协商，他们同意收购我们制作的动物标本、切片。全系师生昼夜奋战制作标本，我也制作了一批蟾蜍骨骼标本，销售收入全部捐献，动物学系的捐献成果为全校各系前列。
1952年5月，我从动物系调到学生食堂膳委会，担任主任委员，负责管理沙滩校区的全部学生伙食工作。过去学生伙食是由学生自己选出膳委会，自己管理。1949年，团委、学生会提出伙食工作由学校管理，以减轻学生的负担，于是学校派进会计、采购等人员，减少了一些学生的工作。我担任主任委员后，全部伙食管理工作由行政管起来，这也为院系调整后正式成立膳食科做好了准备。8月，学校任命我为院系调整后新组建的膳食科首任科长。在以燕京大学职工为基础组建的新北大膳食科及各方的积极支持下，新建的大膳厅完工，新组建的7个食堂陆续开伙。原来800多名学生的燕园，迎来了3600多名新北大的学生。10月4日，新北大在东操场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我从原来从事教学辅助的工作岗位，转变为后勤战线上的新战士。
9月，以庄守经(原燕大团委副书记)为书记、沈承昌(原北大职工党支部书记)为副书记的后勤党支部成立，在“为教学科研服务、为群众生活服务”的方针指引下，全面开启了新北大的总务工作。我除了行政上担任膳食科长外，校工会还选举我为职工工作委员会主任，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做好老职工和大批年轻新职工的思想教育、生活福利、文化学习等工作。
1956年，我调任总务处秘书，仍兼任膳食科科长。1957年4月中旬，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到京。5月1日晚，在中山公园组织盛大的游园晚会，欢迎伏罗希洛夫主席。我和团委的一位干部率百余名学生参加晚会，我们在中山堂前围成一个圆圈，唱歌跳舞，毛主席陪伏罗希洛夫来到北大队伍中，我搀着毛主席，毛主席搀着伏罗希洛夫，三个人在北大学生队伍内走了整整一圈，这几分钟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8月1日，庆祝“八一”建军节30周年军民联欢会在中山公园举行。与“五一”晚会一样，北大学生的队伍仍在中山堂前，朱总司令走进队伍里，女生们抢着和朱总司令跳舞。警卫员找我设法“救”出朱老总，我走进圈内，拦住学生，陪朱老总到中山堂休息。他同周总理、陈毅、贺龙一桌，总理听说我是北大的，就让我坐下，问了一些北大的情况，陈毅、贺龙在一边插话，聊了十来分钟，我就礼貌地退了出来。
红湖原为鸣鹤园遗址翼然亭(校景亭)山下的一个小水池。1958年6月，由于当时北大校内没有游泳池，学生要到颐和园去游泳，总务处职工决心将这个水池改造为游泳池，并承诺18天竣工。总务处动员全校师生，从早到晚两班倒，清挖湖底淤泥，学生们从头发到脚丫都是泥水，脸盆挖坏了几十个，但稀泥挖不净，白天挖了，晚上地下水又将稀泥涌回。指挥部从后勤各处组织了30名壮汉组成突击队，我担任队长。晚10点，学生劳动大队走后，我们突击队将湖底铺上荆笆卵石，压住稀泥，一直干到早上6点大队上班，突击队才回去吃饭休息。就这样苦干了十来天，湖底工程完成;与此同时，配套的给水排水、更衣、照明、护岸等工程也同步完成。18天后，红湖游泳池按时放水启用。在庆祝竣工大会上，马寅初校长给我发了一面红旗，表扬我们突击队为修建红湖作出的贡献。游泳池被命名为“红湖”，并在校景亭南侧立碑志名。红湖游泳池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学校建成“五四”游泳池后才停用。
7月，北京市团市委组织大学生去长山岛军事野营，团市委副书记宋诚邀请我参加，为学校“大办民兵师”做准备。我随团在天津乘大型登陆艇直达海岛军营，接受了出操练兵、全副武装夜间紧急集合、行军、实弹打靶等军训科目的训练，参观要塞、炮台、地道等军事设施。经过20多天军训回校后，学校正式成立民兵师及持枪受阅民兵团，我被任命为受阅团参谋长，任务是负责全团的后勤保障、交通运输和枪支武器管理。我亲自去军火库领取了全团1000多支步枪和护旗手的冲锋枪、团首长的手枪，同副团长马士沂、副政委王家俊一起，每天训练队伍，并多次夜间在天安门合练。“十一”国庆当天，北大受阅团威武雄壮地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检阅，顺利完成受阅任务。
1959年12月，根据教育部和北京市委指示，北大制定上报了新的校园建设规划，根据事业发展需要，缺地57公顷，缺房46万平方米。市委讨论后认为，海淀校区已无发展余地，建议另觅新址建分校。经教育部和市委上报周总理同意后，国家计委下达设计任务书，批准在昌平建设理科分校，建设规模35万平方米，总投资5000万元，三年建成。为此，学校成立基本建设处，任命我为副处长，负责理科分校建设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1961年暑假，昌平分校建成教学楼1栋、学生宿舍4栋及食堂等所有附属配套建筑5万余平方米，并完成给排水、电力、供暖、电话等公用设施，具备开学条件。由于自然灾害，国家经济困难，教育部指示暂停迁校。1963年，全国经济形势好转，教育部同意分校启用，无线电电子学系(简称无线电系)、力学系部分专业迁往分校上课，我兼任昌平办事处副主任，负责基建、总务、医疗等除教学外的一切行政事务。据1963年12月统计，分校共有师生1181人，后勤职工56人。1965年，教育部指示北大在汉中建设分校，昌平分校停止建设。
1973年，我担任基建组副组长，负责图书馆建设工程。北大图书馆于1973年春开工，1974年年底竣工，1975年5月1日正式开馆启用。图书馆建筑面积24813平方米，设计2400个阅览座位，计划容纳藏书350万册，是当年国内高校中规模最大的图书馆，也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高校建设的唯一大型教学用房。
1973年秋，斯诺遗嘱要将其骨灰部分安葬在北大燕园，安葬日期定为10月19日。工期仅有一个多月，墓碑制作和安装都还来得及，但从西校门到墓地的道路状况极差，校党委决定翻修道路。我在现场指挥修路、运输，和数百名配合劳动的师生日夜苦战了一个月，最终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整齐的道路，路旁有美丽的鲜花。10月19日下午3点，周恩来总理等贵宾如期到来，举行仪式。1982年8月和1986年10月，我主持了葛利普教授之墓的建造和塞万提斯铜像的安装;1993年5月，我又主持建造北京大学革命烈士纪念碑。这些纪念文物育人于无形，静静地彰显着大学的校园文化。
1976年7月28日，唐山地震波及北京，北大全校伤17人，有66栋楼房发现裂痕，469间平房不宜居住，校园围墙倒坍27处，总长300余米，全校开展抗震救灾工作。我当时兼任蔚秀园社会主义大院的院长，全面承担起全院居民抗震救灾的工作。在大院的工作刚刚稳定时，9月，我奉命与郭宗林(军代表、革委会副主任)、麻子英一起带领北大师生到唐山抗震救灾，我负责师生们的交通、吃、住等一切后勤工作。师生分三批共约2000多人，在唐山陶瓷厂、唐山钢厂、开滦煤矿、市委大院等处设立了6个生活点，每个点上都有伙房和帐篷板房，吃住都不能麻烦当地居民。救灾期间，恰逢毛主席病逝，大家化悲痛为力量，更是忘我地投入救灾行动。10月下旬，师生们逐步撤回学校;11月中旬，我将一切遗留事项处理干净后也返回学校。从1977年起，我兼任北大抗震办主任，开始负责学校的抗震加固工作，逐年有计划地加固需要加固的楼房。
1979年1月24日，我被任命为基建处处长。1980年8月1日，我又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总务长兼基建处处长。
1986年9月，美国赛克勒博士与丁石孙校长签署了向北大捐赠148.7万美元支持北大建设考古博物馆的协议。我代表校方主持实施这一合作项目。博物馆在原燕大规划建设位置建成一栋外形与燕园建筑风格一致的大楼。博物馆建筑面积4254平方米，1989年正式开工，1992年土建工程竣工。之后，又修建了赛克勒夫人花园并整修了博物馆西侧的原鸣鹤园部分旧园林，增建了水榭，新建了园界石墙，加上启功先生题名的“鸣鹤园”名石，使博物馆的环境更为古朴典雅。考古博物馆和1993年“五四”揭幕的北京大学革命烈士纪念碑是我在北大完成的最后两项任务，是我对北大作出的最后贡献。
1993年年初，教育部借调我代表教育部参加北京市教师住房建设工作，任北京市教师住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北京高校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副总经理，负责教师住宅小区的全部建设任务。我们首先从各高校抽调了一批多年从事基建管理的老同志，组成工作班子，立即开展工作。到2002年，共历时10年，北京市教师住房建成四个相对集中的住宅小区，占地655.55亩(不包括代征地)，共建房111万平方米、安排教工住房10463套。1999年年底我退休时，育新花园、静淑苑两个小区已全部建成，完成入住，望京花园西区完成主体结构建设，望京花园东区完成报批规划土建开工。
审计署对育新花园一期工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审计署关于北京高校住宅小区一期工程竣工决算的审计意见》指出，该工程一是工程速度快，二是工程质量好，三是配套设施全，四是综合造价低。这也是对我们这些为高校基本建设工作的老同志的嘉奖。
退休后，学校分给我一套育新花园住房，在我自己亲手建造的房子里安度晚年，我心情特别愉悦。我无愧无悔实践了自己在开国大典时的诺言：为年轻的新中国奋斗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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