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九江江洲岛居民的48小时：4000居民撤离，3000游子归乡抗洪

7月13日，江洲岛上撤离的群众。

7月13日，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江新洲，水位已高过北堤。　　地处赣、鄂、皖三省交界的长江中心，江西九江江洲镇四面环水。

7月12日，长江九江段水位超出警戒线3米，70岁老人王忠成决定到九江市的亲戚家借住几天，田里的西瓜熟得正好，他背走了一背篓，送给邻居一些，实在带不走的，就坐在自家门前慢慢吃完。边吃，边看着眼前涨起来的洪水，没过树梢、持平街道……

这一天，王忠成所在的江西九江江洲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出通知，除18—65岁之间的劳动力以外，其他居民需要在7月13日之前完成分批撤离。而在更早之前，一封号召在外乡亲回家抗洪的呼吁信已经发出，江洲镇的“防汛时间”早已开启。

接下来的两天里，这座四面被长江环绕的江心岛变得热闹忙碌，接近3000人从全国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抗洪，有4000多位岛上劳动力较弱的居民离家避洪。往返于九江市区和江洲岛的轮渡班次增加，载着车辆和人群，缓缓驶过被淹没的房屋和树枝，新的考验已经开始。

48小时撤离

9年里第3次取下空调藏在高处

站在轮渡的甲板上，人群中，背着西瓜的王忠成并不显眼，看着风平浪静的江面，这位在1998年的洪水中失去过房屋、家人的老人，希望这次最终“虚惊一场”。

据九江发布消息，截至7月13日上午11时，长江九江站水位为22.77米。

数据显示，长江九江站历史最高水位为1998年8月2日录得的23.03米，目前水位为历史第二高，与最高水位相差0.26米。

据长江委水文局预测，长江洪峰将在2至3天内抵达九江，届时水位将在23.00米。

7月13日，大暑将至，雨停了，整个江洲镇靠河的区域都弥漫着刺鼻腥味。

58岁的潘应清站在家门口，守着维修工人将自家一楼的空调外机取下来，扛到三楼天台上的铁棚下，小心放下来，再往里推了推，这是他们家最值钱的电器，大概3000块钱左右。

从接到镇上发出的防汛通知开始，她已经在家收拾了三天了。一楼的电器、家具、锅碗瓢盆电饭煲，都被她打包安置到了二楼。床是拆开后搬上去的，洗衣机和电冰箱被垒在桌上，被褥棉絮都放在尽量高的柜子顶上，她恨不得让整个家都能再拔高一两米。

“前几天，电闪雷鸣，我看着看着洪水到了我家院子里，现在尽量能搬多少算多少。”在她家屋后，因为内涝，低洼处的农田已经被淹，阳光下亮闪闪的一片，“这是过去9年来，我们家第3次将空调取下，藏到高处。”

事实上，从撤离通知下发之后开始，整个江洲镇的井然有序中都笼罩着一种紧绷感。1998年那次洪水，这个江心岛几乎被全部淹没，此后数年里，长达37公里的江面堤岸被不断加固，每隔约500米设置一个哨所，居民们习惯了各种防汛举措，但这样的撤离信息，是22年来的第一次。

63岁的周平宗已经搬到了九江市区居住，得知水位上涨后，他瞒着家人回来看看老宅，将停放在里面的电瓶车挪到位置更高的亲戚家。

“截至13号下午，已经陆续转移了超过4000个居民。”站在堤坝上，一位政府工作人员透露，现在留在岛上的主要是帮助抗洪抢险的青壮年劳动力，“各个村都一家一户去对接核实，好在居民的配合度比较高。”

下午5时30分，周平宗走到新洲渡头，摆渡轮正缓缓驶进，拥挤渡头，皮肤黝黑的董兰武已经在这里协助维护交通秩序18年。这几天，高强度的工作让他嗓子哑得说不出话，“平时是下午6点就没船了，但这几天的情况特殊，到晚上8点了，都还有。”

无法说再见

全岛实际可用劳动力不足1000人

有人离开，也有人留下。

57岁的杨丛忠脱了上衣，光着膀子坐在门前大汗淋漓地吃着饭。在他身后，四层小楼的一二层都泡在泥黄色的洪水中，他没有太慌张，因为在他们家，正门和客厅都从三楼开始。在这里，修房时，防洪是头等大事，家家户户都抬高了房屋高度，地势低的地区，一二楼都作为地下室使用。

“没啥好慌的，我们都见了七八次洪水了。”7月10日上午，杨丛忠家的一楼开始进水，他从最开始穿着拖鞋去搬东西，到穿上雨靴，再到最后能抢到什么算什么，短短两个多小时，他“救”出了拖拉机、桌椅和堆在一楼的一堆木头。

“今年洪水来得特别快。”据江洲镇防汛抗旱指挥部的一位工作人员透露，到7月12日，江洲有2处闸口出现渗水，35米堤段内脱坡，3处排涝站闸口出现江水倒灌。

杨丛忠要留下来抗洪，因为家园来得太不容易。

“反正还会回来的。”1998年的那个夏天，潘应清站在高处，看着自己家的小瓦房被洪水慢慢淹没大半，再在浸泡中缓缓倒塌。她的腿直接软了，这个农村女人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洪水之后，她和丈夫带着年幼的孩子出去打工，做小工、帮厨，每人每个月不到400块钱的工资，蜗居在九江房租最便宜的房子里，回老家江洲重新建房是他们全家最大的心愿。

一年一年攒钱，到2011年，全家拿出18万元，修了一栋漂亮的四层楼房，为了防洪，房屋的整体被垫高。房前的小院子里，种着黄豆、花椒、玉米、豇豆和石榴树。没有足够的钱买家电，两个懂事的孩子就一件一件往家里搬，如燕衔泥般拼凑出现在的家。

事实上，在江洲镇，几乎每家每户都能说出相似的故事。1998年洪灾后，青壮年开始拖家带口出门打工，挣钱重新起房。慢慢的，江洲变成“空心镇”，在家常住人口仅7000余人，多为留守老人和妇女，实际全部可用劳动力不足1000人。

同样因为每年汛期，这里的居民都被“练”出了更敏锐的“天气触角”，他们基本能判断出雨量和水位线，家里都备着基本的防汛物资，每个汛期都会全天轮流检查堤坝、观测水位。

57岁的何北京家就在堤坝上，几天前的大雨，他从雨点大小估摸出雨量超过200毫米，帮着把邻居家十几大缸酿酒搬到自家院子里帮忙看管，同时，开始例行的夜巡堤坝，“主要是检查有没有冒水泡的，有就意味着堤坝有空隙，需要马上补上。”

溯流而上的人

“在请假条上，理由就写的回家”

眼下，有人撤离，有人留下，还有人正从各个角落赶回。自号召乡亲回家抗洪的呼吁信发出，短短两日内，近3000人紧急赶回，对于他们而言，溯流虽艰，是家乡。

吴泽良是新洲镇官场村民兵连长。从7月9日开始，他就挨家挨户打电话通知游子返乡抗洪，在陆陆续续拨通130户的电话后，从福建、广东、浙江等多个省份的不同岗位上，通过火车、自驾、摩托车等方式，已经回来了30多位青壮年，“每家都会回来的，自己的家园要自己守护。”

36岁的熊志明在浙江台州已经工作了16年，在接到村里的电话后，他连夜开了10多个小时的车赶回，在村里报到后就忙于巡护堤坝。姨妈家被淹的房子，他只来得及远远看上一眼。在1998年的洪水中，曾被解放军战士帮助的他，被种下了绿色军营的梦，退伍后，每年回家参加防汛，成为他不可缺席的一项大事，“我们领导很好，每次我说回家抗洪，他都会很爽快地批准。”

33岁的叶思勇和父亲一起，将沙石袋层层叠放在堤坝上。他从浙江宁波坐了8个小时的火车，连夜回到家乡。原本，因为他的父亲已经在参与抗洪，村上便没再通知他回来，但他从别人转发的信息里，看见了半个身子都泡在水里的父亲，“加上看见了那封号召信，我不可能坐得住的。”在宁波，他有一份自己热爱的工作，可尽管如此，这次回家，面对领导，他还是坚持了自己的选择。

“你要请假回家干什么?”当时，分管领导问他。

“抗洪。”他回答。

“那给你一天。”领导说。

“三天。”他很坚定。

“那三天之后呢?”得知这段对话的好友问他，“三天后再说，反正我人要先回来。”

——似乎，想尽办法请假，这是这些溯流而上的归乡人的共同点。在吴泽良的记忆中，过去几年，一般归家的时间需要短则1天，长则两三天，在他们的请假条上，有的就写着“回家”二字，“洪水退下去也很快的。”

“最好的结果，就是虚惊一场。”在回乡的人中，方大贵和10名老乡一起归来，他们在号召信上看见，家乡在不断推进的大堤除险加固工程，还有设置的36个防汛哨所，“毕竟，现在的这些措施，是1998年没法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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