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骗术何以趁疾病而行

元代王蒙《葛稚川移居图》(局部)，故宫博物院藏。中国古代留下诸多修仙炼丹轶事，此图描绘东晋人葛洪携带家眷移居罗浮山，修道炼丹。　　于赓哲

疾病戕害人体，谎言和骗术戕害人心，普通人凭借一己之力也许对付不了病菌和病毒，但健康乐观的心态、科学的头脑，以及最重要的独立思考的精神，能帮助我们抵御谎言与骗术的袭扰。

自古疾病大概是战争之外最好的社会试金石，在疾病面前不仅有人类的善良，也有恶意与谎言，这种谎言有人需要，有人推动，有人接受，来自各个社会阶层，受害者也分布于各个阶层。不是所有偏离事实的都是谎言，有的只是认识误差，而有意的谎言却经常和这种认识误差一起，渗透进社会思想、组织结构、民风民俗之中，沉淀在历史长河里。谎言总伴随疾病，因为疾病威胁之下，人的分辨能力最低，对生命的渴望使人的戒备心理降低，偏听偏信，“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心态导致到处抓救命稻草，给了谣言和骗子可乘之机。

骗术面前，人人平等，连秦始皇也是受害者。奋六世之余烈一统天下的秦始皇，中年以后倍感人生苦短，但那时候还没有明确的成仙思想，而是追求长生不老。很多人有疑问：那么多术士为秦始皇求所谓“不老之药”，这种注定要失败的事情是怎么瞒过以法令严苛著称的秦始皇的呢?《东汉生死观》一书中谈到，术士们有解决之道，那就是为始皇帝设置不可能完成的前提条件，不完成则灵药不灵，比如说秦始皇生活过于奢华，心不静则法术不灵，而秦始皇不可能放弃奢华，也不可能做到心静，术士也就得以暂时免责;或者开列极其苛刻的条件，骗了钱逃之夭夭，比如徐福就编造了蓬莱山海神嫌弃秦始皇礼薄，不给仙药的故事，于是秦始皇“遣振男女(童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而徐福则成功卷款私逃。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始皇帝幸梁山宫，从山上见丞相车骑众，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后损车骑。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案问莫服。当是时，诏捕诸时在旁者，皆杀之。自是后莫知行之所在。”此事非常著名，史家多以此为当时微妙的权力关系之例证，但此事背后其实隐约有术士的影子，同卷前一段文字更值得注意：

卢生说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药仙者常弗遇，类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时为微行以辟恶鬼，恶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则害于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云气，与天地久长。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惔。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于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

卢生的行为模式与徐福如出一辙，他为秦始皇开列的长生前提条件就是：一要恬惔;二要“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一旦行踪被人知晓，则真人不见，仙药不得。皇帝不见外人，这就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条件，但秦始皇笃信不疑，改称自己为真人，并下令宫室之间筑造复道、甬道，有敢泄露皇帝行踪者斩。故李斯削减车骑的行为等于告诉皇帝，有人向外泄露皇帝行踪，导致药效“破功”，从而引起了始皇帝的愤怒。这才是故事的“点”所在。

秦始皇对这些术士未必没有疑心，但“合理化(rationalization)”的心理需求使得他甘心受其摆布，即制造“合理”的理由来解释并遮掩对自我的伤害。在这个过程中，推诿(projection)机制发挥的作用最为明显，即主动使用一些术士为他设置好的客观原因为失败寻找理由，从而继续保持对行为合理性的信仰。但忍耐是有极限的，在术士卢生、侯生逃走并谩骂秦始皇之事发生后，就有了著名的“坑儒”事件，被坑者多数是尚未来得及逃走的术士。

以秦始皇之地位，尚且如此受愚弄，那普通民众可想而知。数千年来民众在疾病的威胁之下也曾被愚弄与摆布，邪教的盛行就是一个典型。每逢疫病时期，邪教就趁机大肆发展信众，所采取的就是“渲染恐怖”加上“禳灾祛病”的手法。例如东汉后期，从灵帝到献帝长期的疫病流行，大大促进了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发展，而疾病和祛病就是他们发展信众、巩固组织的重要工具，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拟国家化、军事化的组织，这一点对汉代朝廷来说是极大的教训，也就无怪道教人士对他们的批判了，如葛洪《抱朴子内篇》卷9：“曩者有张角、柳(刘)根、王歆、李申之徒，或称千岁，假托小术，坐在立亡，变形易貌，诳眩黎庶，纠合群愚。”

三国以降曾有对圣水的崇拜，往往发生在瘟疫爆发时期：

《北史》卷27《李先传》：(北魏)灵太后临朝，属有沙门惠怜以咒水饮人，云能愈疾，百姓奔凑，日以千数。

《高僧传》卷10《晋洛阳大市寺安慧则》：晋永嘉中，天下疫病，则昼夜祈诚，愿天神降药以愈万民。一日出寺门，见两石形如瓮，则疑是异物，取看之，果有神水在内。病者饮服，莫不皆愈。

葛洪《抱朴子内篇》记载过以假充真的“圣水骗局”以及政府的应对。洛西有古墓，早已坍塌，内有积水，由于墓中多石灰，石灰汁主治疮，有人在这里洗疮得愈，于是四方病患云集，不仅洗，还有内服者，不久就出现了利用此墓敛财和搞淫祀的现象：“近墓居人，便于墓所立庙舍而卖此水。而往买者又常祭庙中，酒肉不绝。而来买者转多，此水尽，于是卖水者常夜窃他水以益之。其远道人不能往者，皆因行便或持器遗信买之。于是卖水者大富。”官府最后强行毁坏了古墓，制止了癫狂的民众。

官府可能对骗取钱财的事情睁一眼闭一眼，但对于威胁到统治、蛊惑人心的邪教一贯是要遏止的。唐代圣水崇拜卷土重来，李德裕《会昌一品集》记载亳州忽然出现圣水，据说可治百病，立竿见影。南方百姓骚然，“自淮泗达于闽越，无不奔走”，“每三二十家即顾一人就亳州取水”，渡江人数众多，防不胜防，水每斗卖到三贯，且有歹徒以其他水冒充。李德裕命令填塞泉眼杜绝根本，并上报皇帝。

历代统治者都警惕这种利用疾病的邪教。《朝野佥载》卷三记载，唐高宗时有妖人刘龙子以祛病为由妖言惑众，作一金龙头藏袖中，以羊肠盛蜜水，接在龙头上，羊肠缠着胳膊藏在袖中。有求医者则伸出龙头，流出水来，号称包治百病。敛财无数，随着信徒的增多，此人竟然逐渐有了政治野心，“遂起逆谋，事发逃走，捕访久之擒获，斩之于市，并其党十余人”。此事在《新唐书》里做如此记载：“开耀元年……五月乙酉，常州人刘龙子谋反，伏诛。”对于官府来说，骗钱事小，但利用邪教有政治图谋是大事，所以刘龙子在正史里不是作为医骗而是作为谋反之人留下了名字。

至于欺骗钱财的医骗更是史不绝书。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卷9讲述了一个故事：兴古太守马氏有亲戚来投奔，穷困潦倒。而马太守给支的招是让他冒充医生，对外诈称是外来的神人道士，治病手到病除，“云能令盲者登视，躄者即行。于是四方云集，趋之如市”，很快获利，钱帛堆积如山。一个毫无医术的骗子何以能获得如此成功，盖因有一套控制群众心理的办法：“当告人言愈也，如此则必愈;若告人未愈者，则后终不愈也，道法正尔，不可不信。”即告诉患者，出外若有人问治疗是否有效，则回答有效，若回答无效就真的无效了。成千上万的患者在“信则灵”的心态摆布下，真实信息交流完全阻断，甘心情愿地被分割成一个个信息孤岛，成了真正的“乌合之众”。这次成功的骗局具备了古今医骗的所有特征：事先造势;制造从众心理;造成患者之间的真实信息隔绝。

北齐时期的一次医骗事件也具有类似的特点，尤其是在造势上，使用了“医托”，唐丘悦《三国典略》记载北齐武安一个妖人与其徒弟团伙行骗，办法是弟子们伪装成盲人及跛足人，号称饮某处泉水，得金佛，其疾并愈。一时间北齐无论贵族、百姓均信以为真。偏巧水中有一只老黄蛤蟆，乍出乍没，人见之莫不以为神奇，就连齐武成帝高湛也率领百官前来饮泉水。骗子们伪装成患者炒作造势，再加上北齐社会风气佞佛，所谓泉水中得金佛就是一次心理诱导，老黄蛤蟆的出现或者是人为，或者是巧合，但不管怎么样，这也是一次重重加码，因为古汉语中蛤蟆就是蟾蜍，自古以来与嫦娥得不死药奔月传说相关，《抱朴子内篇》还把蛤蟆列为长生不老药“五芝”之一，称为“肉芝”：“肉芝者，谓万岁蟾蜍”，既然如此，当然给了北齐民众以极大的鼓舞，从皇帝到民众趋之若鹜。

唐朝的皇帝们没有北齐皇帝那么荒唐，低层次的骗术他们是不会上当的，但是唐朝皇帝有一项家族传统——服丹药，可谓“矢志不渝，前仆后继”，明文记载直接或者间接死于丹药的多达六人，分别是太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占唐皇帝总数四分之一。其中有直接被毒死的，如太宗，亦有服丹药后导致精神怪异引发谋杀的，例如宪宗、敬宗。为他们提供丹药的术士，有的是真正相信自己的法术，有的则是不折不扣的骗子。

贞观二十一年，唐特使王玄策借尼泊尔及吐蕃兵征服北天竺，带回天竺方士那罗迩娑婆寐，该人自称200岁，会炼长生不老药，太宗此时年纪渐长，与很多君主一样，早年间锐意进取，“我命由我不由天”，晚年则开始求助于各种神术，以求延年益寿，再加上一直有“风疾”(心脑血管疾病)，所以轻信了这个“外来和尚”，服用其药，不久驾崩。朝廷欲治天竺方士之罪，但“恐取笑戎狄而止”。

高宗时此神棍竟又来，再次提出为皇帝炼药，李勣嘲笑曰：“此婆罗门今兹再来，容发衰白，已改于前，何能长生。”神棍不久在长安死去。

不仅造成皇帝死亡，术士骗子还会影响庙堂政治。中国古代很多莫名其妙的政治事件，在难以揣摩当事人动机时，不妨将视野投向左右。

唐宪宗时期曾有一个术士，不仅获得了皇帝的信赖，而且在百官中享有盛誉，他间接导致本有可能彻底解决藩镇问题的唐宪宗死亡，影响了历史走向，最后自己落得身败名裂。但他的威力即便在刑场上都有展现。

唐宪宗是唐代后期最有作为的皇帝，精力旺盛，对时事有较为明澈的把握，以“太宗之创业”、“玄宗之致理”为榜样，重用武元衡、裴度、李愬等能臣，对藩镇态度坚决，接连取得对藩镇战争的胜利，使得桀骜不驯的河北三镇相继归降，安史之乱之后困扰唐中央的割据问题一时间似乎结束。但是他壮年而死，使得这一大好局面在他死后不久烟消云散，藩镇复叛，此后直到唐朝灭亡，再无机会重振旗鼓。

唐宪宗的死与一个名叫柳泌的术士密切相关，柳泌本名杨仁昼，自小学习法术，逐渐小有名气。唐宪宗后期越来越迷信长生不老，四处求不死仙药，而宗正卿李道古先前在担任鄂岳观察使时候以贪婪残暴著称，非常担心皇帝治罪，想尽办法讨皇帝欢心，他认得柳泌，并且迷信其法术，长期服用柳泌所炼制的丹药，因此和宰相皇甫镈一起向皇帝推荐。

唐宪宗接见了柳泌，让他为自己和合丹药。大臣裴潾坚决反对，《唐会要》卷56记载了裴潾《谏信用方士疏》，他认为，术士皆是骗子，真正的高人是出世的，哪里有如此汲汲于名利者，要求以后推荐术士，药成后术士及术士的推荐者先服一年，一年人体临床试验结束后再进人主：“《礼》曰：‘君之药，臣先尝之;亲之药，子先尝之。’臣子一也，臣愿所有金丹之药，伏乞先令炼药人及所荐之人，皆先服一年，以考其真伪，则自然明验矣。”唐宪宗却勃然大怒，贬裴潾为江陵令。柳泌与历史上皇帝身边的所有术士一样有一套“话术”，专门应对丹药无效的质疑，那就是为丹药的有效性设置门槛，以此拖延时间。

《资治通鉴》卷240：“柳泌言于上曰：‘天台山神仙所聚，多灵草，臣虽知之，力不能致，诚得为彼长吏，庶几可求。’”丹药要想有效，必须到天台山采撷灵草，所以求为台州刺史。此事遭到很多人的反对，认为不能委任术士为一方大员。唐宪宗恼火曰：“烦一州之力而能为人主致长生，臣子亦何爱焉!”至此无人敢再反对。由是柳泌官拜台州刺史，赐服金紫。但丹药仍然无效，柳泌恐慌，逃到山里。“柳泌至台州，驱吏民采药，岁余，无所得而惧，举家逃入山中;浙东观察使捕送京师。皇甫镈、李道古保护之，上复使待诏翰林。”(《资治通鉴》卷241)在皇甫镈、李道古的维护下，执迷不悟的唐宪宗最后宽恕了他，让他进入翰林院。

根据韩愈《昭武校尉守左金吾卫将军李公墓志铭》记载，柳泌的手法是“烧水银为不死药”。具体的药剂形态和服用方式不详，但可以想见，唐宪宗可能同时面临汞蒸气吸入和长期的肠胃吸收，这是慢性汞中毒，会引发易兴奋症、震颤和口腔炎等临床表现，表现为性格改变，急躁、易怒或者胆怯、含羞、多疑等。唐宪宗就出现了明显的症状。“服其药，日加躁渴。”(《资治通鉴》卷241)身体每况愈下，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竟以“饵金丹小不豫”,停罢一年一度的元日朝贺。之后多次不上朝，且表现得日益狂躁，身边宦官往往成了发泄脾气的主要对象，偏偏此时的宦官本就比较骄横跋扈，不可能受此窝囊气，终于，一个忍不下去的宦官陈弘志(又有史料记为陈弘庆)对皇帝动手，唐宪宗驾崩，享年43岁。“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获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庚子，暴崩于中和殿。时人皆言内常侍陈弘志弑逆。”(《资治通鉴》卷241)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实录但云‘上崩于大明宫之中和殿’。旧纪曰：‘时帝暴崩，皆言内官陈弘志弑逆，史氏讳而不书。’王守澄传曰：‘宪宗疾大渐，内官陈弘庆等弑逆。宪宗英武，威德在人，内官秘之，不敢除讨，但云药发暴崩。’新传曰：‘守澄与内常侍陈弘志弑帝于中和殿。’裴廷裕东观奏记云：‘宣宗追恨光陵商臣之酷，郭太后亦以此暴崩。’然兹事暧昧，终不能测其虚实。故但云暴崩。”

唐宪宗之死在历史上谜团重重，《东观奏记》中“光陵商臣之酷”一句借用楚成王子商臣杀害成王典故暗示子弑父，即宪宗为唐穆宗李恒所弑，背后有郭妃(郭子仪孙女)的参与。王夫之、吕思勉持类似看法。黄永年《唐元和后期党争与宪宗之死》认为杀宪宗即是为了保穆宗，所以“定册立穆宗”的王守澄辈皆参与，这次政变同时也杀害了穆宗的政敌宦官吐突承璀和曾有希望继承大统的酆王等人。而在后来《旧唐书》中则仅“中官陈弘庆(陈弘志)负弑逆之名”，为王守澄开脱。黄楼《唐代宪宗朝储位之争与宪宗之死——兼论穆宗“元和逆党”说之不能成立》有不同看法，认为唐宪宗时期存在外臣与宦官的斗争，元和七年以翰林学士为核心的外臣取得了对宦官的阶段性胜利，穆宗得登太子位，但到了元和十五年宦官集团又蠢蠢欲动，继续谋划拥立酆王，主使者不是吐突承璀而是另一个大宦官梁守谦。他认为事实真相如此：宪宗由于丹药眼看命不久矣，酆王集团蠢蠢欲动，偏偏此时宪宗脾气暴怒，引发了偶然事件——宦官王守澄和陈弘志冲动之下弑君，一时间宦官集团大乱，产生了两派分歧，坚持追查诛逆的吐突承璀被另一个大宦官梁守谦所杀，梁守谦原本是酆王之党，此时却担心追查会暴露自己以前与酆王之间的阴谋，于是杀死吐突承璀和酆王，掌控唐穆宗。

但不管是什么观点，学者都承认唐宪宗之死有一定的偶然性，以宪宗43岁之壮年，以一贯之睿智，假如没有丹药，不至于晚期政坛一片混乱，宦官对其动手也是冲动之举，但被各派力量所利用。

至于对外宣布，则称宪宗为丹药所误，《资治通鉴》卷241：“其党类讳之，不敢讨贼，但云药发，外人莫能明也。”《旧唐书》卷16《穆宗纪》直接说“上服之，日加躁渴，遽弃万国”，把宪宗之死直接归罪于柳泌。于是柳泌被扣押，此人诿过于李道古：“吾本无此心，是李道古教我，且云寿四百岁(《旧唐书》卷135)”，最后被杖毙。可笑的是此时人们对其法术还心有忌惮，《旧唐书》卷135：“府吏防虞周密，恐其隐化;及解衣就诛，一无变异，但灸灼之瘢痕浃身而已。”害怕他使用隐身术遁去，杀死他的时候扒掉衣服，估计是为了看看是否会尸解，结果尸身没什么变化。“灸灼之瘢”要解释一下，唐人最爱灸法，而且是直接灸，即艾柱放在体表灸，往往烫出水泡留下疤痕，唐人甚至以身上瘢痕为体检指标，“浃”就是“周匝”，“但灸灼之瘢痕浃身而已”一句是讽刺柳泌，既然号为仙人，却满身灸瘢，可见是个百病缠身的骗子。

当年推荐柳泌的皇甫镈被贬，死于贬所，至于李道古，他还真是个表里如一的人，他是真相信柳泌的法术，所以仍旧服柳泌丹药，“金吾以柳泌得罪，食泌药，五十死海上。”(韩愈《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按照韩愈的描述，迷信柳泌丹药的还有很多人，柳泌死后继续执迷不悟，例如他的侄孙女婿李于就是得到柳泌之药后长期服用，柳泌死后他行为依旧，终于在长庆三年正月五日死于丹药中毒。

上层社会，贪恋富贵，贪恋今生，而且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给他们一种朝不保夕的危机感，求助于各种法术也毫不奇怪，而在人治社会中，术士这种不起眼的小人物便借着影响顶层人物心智而影响了政局走向。

唐朝皇帝一代代受丹药之害，推诿机制这种心理也一次次发挥作用，皇帝们并不得出“丹药害人”的结论，而是认为服食方式不对，配方不对，禁忌不全……总之，不可能从整体上反对丹药。《资治通鉴》卷248：“上(唐武宗)自秋冬以来，觉有疾，而术士以为换骨。上秘其事，外人但怪上希复游猎，宰相奏事者亦不敢久留。诏罢来年正旦朝会。”武宗迷信丹药，一病不起，但术士以“换骨”为理由继续迷惑武宗。成语“脱胎换骨”本是道教词汇，指服丹药后胎、骨均焕然一新，然后成仙(或长生)，《云笈七签·尸解部》：“虽功成道著，先未知道之时，积罪殃结，毁破肌肤，损伤骨脉。成就之后得蝉蜕，留皮换骨，隐迹岩穴，养骨髓，滋皮肉，千日方朝，五岳受事，与前等同功也。”唐武宗的情况御医和诸臣都无法掌握，最终导致武宗不治。古人认为脱胎换骨的过程与胎儿的孕育一样需要时间，《云笈七签·金丹部》：“人以十月成身，丹以十月脱胎，人道相通，超凡入圣。”同书另一处提及服丹要满前日，才可换骨。这也就是为何很多人服用丹药明明已经出现不适但还要坚持的原因，他们认为脱胎换骨和蝉蜕一样，是个缓慢而且痛苦的过程，需要忍耐。术士之所以可以骗钱，就是因为有这个“窗口期”。而唐武宗身边的术士就是利用了这一点。一旦武宗死亡，估计他们又可以“尸解”为借口，最终开溜。皇帝就这样甘心受愚弄。

韩愈在《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曾说：“余不知服食说自何世起，杀人不可计，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他看似清醒，晚年却也服起了丹药，只是他认为前人的服用方式不对，要摸索一套自己的方法，于是给鸡喂硫磺，然后吃鸡，硫磺本不易中毒，但架不住长期服用，韩愈最后因此而死。白居易赋诗云：“退之服硫磺，一病讫不痊。”可悲可叹。这种推诿机制是人类共通的心理，也给骗术留下了空间。

人类永远不可能消除谎言与欺骗，但永远要保持戒心。疾病戕害人体，谎言和骗术戕害人心，普通人凭借一己之力也许对付不了病菌和病毒，但健康乐观的心态、科学的头脑，以及最重要的独立思考的精神，能帮助我们抵御谎言与骗术的袭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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