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传庆
作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先驱，“南开校父”严修名闻宇内，而作为诗人的严修则长期以来未能引人关注，实则严修是近代知名诗人、天津诗坛大家。严修的诗歌是认识其人生的重要侧面，特别是城南诗社时期的诗歌和域外诗创作。
辛亥革命后，津门名流云集，文人墨客觞咏不断，严修有感于存社诗文唱和之盛，遂于民国十年(1921)暮春发起城南诗社。城南诗社“集合地址界乎昔日天津城基之南”，即天津城基之南的八里台(今南开大学周边)。由于严修德高望重，“为北方学术界重镇”(胡适语)，所以他被推为诗社“祭酒”。城南诗社成员多为流寓津门的知名人士，既有清室遗民，又有北洋新官，而主力则是缙绅名流，如严修、赵元礼、林墨青、王守恂、管凤和、方尔谦、孟广慧等。城南诗社之集，起初只是迭为宾主的文酒之宴，据《严修日记》可知正式的诗社公聚为两星期一集，社集地点有严氏寓所(蟫香馆)、天津公园西餐馆(霞飞楼)、八里台南开大学、江南第一楼、海光寺等，社集的主要活动是分韵赋诗，偶为射覆、诗钟之戏。城南诗社的结社不为竞名逐利、争树党援，而是为了摆脱战乱动荡带来的烦恼，借诗歌陶写胸襟，消遣尘虑。严修与诗友们生活在北洋军阀混战的中心，面对兵燹不断的时局，诸人唯有借酒浇忧。严修在《社集用俊甫、侣伊两先生唱和原韵》诗中说：
日日东园载酒过，域中今日事如何?凶年吉梦全无验，浊世清名岂足多?
赤县河山伤破碎，黄金岁月任蹉跎。冯谖不为无鱼叹，偶遇周郎一放歌。
身处凶年浊世，眼见国家残破，英雄无所作为，暮年严修只能日日载酒消愁。作为一个热爱神州河山的诗人，严修对国家贫弱多乱的忧虑是一以贯之的，其《五十述怀》即云：“河清人寿嗟何及，但祝神狮睡早醒”。民国初年，严修曾对民主共和抱有很大希望，但民国建立后的军阀厮杀，民不聊生的事实，让他非常失望。特别是1920年代，吴佩孚、冯玉祥、张宗昌、张作霖等军阀在京津一带混战，兵火屡及津门，枪炮声不绝于耳，令人惊惧。严修曾安排家人到租界避难，而自己执意坚守家园。兵乱之时，严修读陆游、苏轼的诗，读《南史》，进入风烛残年的他对升平世界的渴望是那样强烈。1926年，严修作“不知何处过明年”诗五首，可谓伤心人之绝唱。第一首对“九达关河连壁垒，千村人畜化烽烟”痛心不已，第五首又云：
诵诗太息黍离篇，荆棘铜驼涕泪涟。已信剖瓜谋渐协，犹闻煮豆急相煎。
虎狼宁肯忘吞噬，鹬蚌焉能独幸全?横海楼船日游弋，不知何处过明年。
他不仅怜悯战乱中流离失所的生民，更对军阀混战不休及列强即将吞噬中华的时局分外忧心。1928年夏，病中严修作诗说：“晚年事事不关心，犹念神州怕陆沉”，他对处于危亡之中国惓惓眷念。源自对现实的绝望，严修这位忧念神州的老迈病夫对城南诗社集会充满热情，他和众诗友找到了一个绝佳去处——八里台。严修屡邀社友来八里台南开大学公聚吟哦，他说“年年八里台，泛舟共游骋”，南开园中的莲池芦塘与青龙潭相通，绿水逶迤，杨柳依依，泛舟湖上，令人心旷神怡，这里是却退尘世纷扰的桃源仙界。严修在诗中说“最是差强人意事，居然城市有山林”，“诸公于此间，佳趣知多少”，对他和诗友们来说，八里台是与喧嚣城市相对立的宁静世界。城南诗社陪伴严修走过了人生晚年，这也是他诗歌创作走向高潮的时期。晚年严修心忧天下，心境愁苦，而诗社觞咏的欢快，慰藉了乱世中愁苦的心灵。缘于对民国政府的失望，加之对国事的忧虑，严修在诗歌中表达了遁世之心，但其避世表面之下隐藏的是关心民瘼、忧虑国事的伟大灵魂。
严修是清末不多见的具有新思想的士大夫，他多次赴海外考察，关注日本与欧美的先进文化，他游历时写下的众多域外诗篇，展现了海外的图景，记录了他身处域外时的感悟与思想。严修的域外诗不只描绘异域风景，更对域外的社会人文多有关注。他游美时作《榛苓谣》写高悬的城市立交桥，拥挤黑暗的地铁，民众对电影、新闻的热爱，遍布街道的牙医广告等，这些诗歌展示了上世纪初叶美国社会的丰富画面。例如严修对美国学校开设话剧表演课非常感兴趣：“剧以编排入教材，剧场即在讲堂开。最奇单级乡间校，别爲生徒设舞台。”后来他与张伯苓在南开学校开展话剧教学即与此相关。严修的域外诗在写景纪游时不乏思考，往往游中有思，游中有理。他出游并非只为域外风雅，域外风情让他大开眼界的同时也让他看到了异国的长处。严修注重教育，游美时美国的新教育就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此邦一饮啄，悉含新教育。学僮肄课程，布帛兼菽粟。在彼讲卫生，在我助食欲。”美国教育注重对学生实用能力的培养，而这正是中国教育所缺乏的。面对异邦文明，严修在《欧游小引》中说“何不遣游学，文明恣吸收”，“人以游遣兴，我以游写忧”。他人游览是为遣兴，而严修之游则为汲取异邦先进文明，而异邦之先进又总让他忧心满怀。欧美国家的富裕安宁，让严修时刻想到了自己的祖国，其《瑞士杂作》诗中说：
地无旷土群萌逐，民有余财庶政修。衣食尽人能养欲，湖山随处可忘忧。
百年不睹兵戈事，万国争携笠屐游。熙皞驩虞王者世，此风何日遍全球。
小国瑞士人民富足，湖山优美，国家安定，真可谓人间太平乐土，可称是中国人所向往的“王者之世”。他称美瑞士，心想到的自然是中国，瑞士百年和平，而中华大地却岁岁兵戈。他在观光阿姆斯特丹和平庆祝大会时所作《和兰杂作》诗中说“神州此岁方多事，笳鼓残声总未休”，在在可见其强烈爱国热忱。
严修的域外诗与黄遵宪等人诗一样，都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但他的域外诗不挦撦堆砌新名词，而是游中有思考，游中有真情。曹聚仁曾指出严修“到底喝过墨水，吃过面包，呼吸过欧风美雨的，敢于摄取新意境，遣使新词语，运用新语法，不受旧诗律的拘牵与旧意境的束缚，敢于逃出如来佛的掌心翻筋斗的。”(《文思》)在他看来，严修的域外诗不仅仅是运用新名词、新语法，还能够在新意境上有所成就。
就诗学观念而言，严修受到了桐城派诗学的较多影响。桐城诗学强调作诗之人“不以诗人自命”，并且推崇宋儒道德之学。严修在诗中多次自嘲，他说：“吾友皆能诗，而我拙不能”“作诗有何益，呕血苦不胜”，从“作诗有何益”之语可见他对诗歌的长期菲薄。他在1922年作《寿林墨青六十》诗中说：
文学亦馀事，所重在践履。世人务枝叶，往往忽根柢。国要张四维，礼义与廉耻。
人要守四勿，言动与听视。孔曾道忠恕，尧舜道孝弟。东西有圣人，此心同此理。
在严修心目中，诗为馀事，乃细枝末节，儒家的礼义廉耻及忠恕孝悌之道才是读书人之根本，读书人就是要践行实学，讲究经世致用。在严修心目中，诗歌创作与道德及经世实用之学相比，无疑是等而下之的，这种观念一直到其暮年也并无多大改变。另外，桐城诗派尚雅正，反对性灵末流的绮艳之风对严修亦有影响。严修一生立身谨重，反对嫖娼、征妓，在男女之事上鄙弃风流，其“终身耻作狭邪游”的品行体现在诗学主张上，就是反对写艳诗，不教“绮语犯毫端”。
严修作诗毫无宗派观念拘囿，他追求自然晓畅的诗风，将自己的诗歌看作“盲人打鼓词”与“钉铰打油辞”，毫不讳言其诗语言浅近通俗的特点。甚至有写作新体诗者认为他的诗和新诗相近，这正说明了严修诗歌语言的自然明豁。尽管严修肯定新体白话，但并不代表他有意识地向新诗靠近，而是学习如杨万里诗之平畅之作。严修之诗尚真，注重白描，但是淡而实腴，别具诗味，正是他学得杨万里“诚斋体”真髓之处。
作为清廷官员，严修在辛亥革命之后的创作罕见遗民之思，而是充满了对国家与生民的忧虑，由其诗歌我们看到了北洋乱世文人的真实心态。他的欧美纪游诗关注异邦进步文明，反思中华之落后，时见理性，反映了一位传统知识分子与时俱进的新思想。他的诗学观念明显受到了桐城诗学的影响，并在实际创作中注重平易之语，形成了自然活泼又不乏韵味的诗风。著名学者汪辟疆在《光宣诗坛点将录》中将严修点定为地全星杜兴，这也足见其在近代诗坛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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