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鑫
今年是天津乡贤严修诞辰160周年。众所周知，严修是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始人，被尊为“南开校父”，但是很多人不了解，严修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其他贡献。其实通观中国近代教育史，严修实为一位具有全局影响的重要教育家。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围绕教育的改革议题常常处于风口浪尖，而严修正是一位伫立潮头的教育改革者。
教育生涯的两条脉络
严修生于1860年，逝于1929年，他的教育生涯有两条脉络。一是作为清朝教育主管官员参与宏观的谋篇布局，二是作为天津士绅领袖主持民间的教育实践。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严修始终清楚地意识到“教育之系于国家密且大矣”“教育不普及则民族日趋于拙劣”。他以培养人才、广开民智、造就国民、传承文明为己任，将教育作为医治“中国之大病”的良药。
严修的仕途之路几乎全部在教育领域。他曾任清贵州学政(1894-1897)、总理直隶学务处(1904-1905)、学部侍郎(1905-1910)。学政是传统科举体制中主管一省学务的官员;学务处是晚清新政初期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即省教育厅的前身;学部则是新政时期设立的全国教育主管部门，即教育部的前身。可见，严修先后主持两省教育工作，进而担任全国教育事业的重要领导者，并且对新旧教育体制都了然于胸。在主管教育工作期间，他积极推动改革，将中国教育史引入一个新时代，奠定了近代教育格局。
在任官之外，严修曾两次卸职归家。一次是戊戌变法前夕，遭“守旧”势力排挤，居家6年(1898-1904)。另一次是清末，遭摄政王打压，对政治彻底绝望，从此隐退近20年，直至去世(1910-1929)。亲历过江山易代，眼看着世事纷争，严修一方面感到对混乱政局无可奈何，但另一方面又无法释去对家国天下的强烈责任感，于是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教育与社会文化事业中。为了办好教育，严修先后多次出国考察，遍走日本欧美。他积极培养师资力量、发掘教育人才，在他身边出现了张伯苓、林墨青、陈宝泉、张彭春、梅贻琦、陶孟和、严智怡、严智开、刘宝慈等一大批大教育家，形成影响深远的教育家群体。他积极开办新式学校，亲手创建了“大、中、小、女”俱全的南开教育体系，和一大批民立小学、中学、蒙养院、师范、专科讲习所、半日学堂等。同时他还积极推动社会教育与公共文化建设。
严修的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全面论述足可出版专著，下面仅撷取其在宏观层面的三项贡献与教育实践中的思路，略窥其梗概。
推动科举制度的改革和废除
科举制度自隋代创立，经过1300年的发展，逐渐成为关乎礼教政治、文化认同、人才选拔、社会流动等的基础性制度。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弊端也逐渐显现。尤其是当中国被迫打开国门、进入世界体系后，旧科举根本选拔不出国家急需的人才。改革科举乃至废除科举，成为一个重大的时代议题，变革呼声不绝如缕。不过，由于兹事体大，牵一发而动全身，多种改革方案一直议而不决。在变革、废除科举的过程中，严修敢为人先，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严修本是科举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二十出头便中进士，可谓少年得志。但也正因为知之甚深，严修对八股取士深感厌恶。特别是甲午战败后，他感到必须选用经世致用之才，才能令国家有振兴的希望。因此，1897年他下定决心，冒着获罪于守旧派的风险，上奏折提出建议。
在奏折中，严修指出，现在朝野都在呼吁维新，但办法效果很不理想，为今之计，必须打破常规，通过“旷世非常”“家喻户晓”的新措施，才能提振士气。他请求开经济专科，选拔人才。所谓“经济”，是泛指经邦济世之学，包括了解各地经济社会状况，懂得数学、制造、测绘技术，熟悉国际法、外交等。严修在奏折中对经济科的举行办法，进行了全面设计。
奏折呈递后，得到皇帝认可，同意先开特科进行试验。经济科的建议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恭亲王奕䜣等认为严修的建议周详可行。湖南巡抚陈宝箴写信给严修表达敬意，称：“救时之务，莫急于此。”维新派领袖梁启超直言，此举为戊戌变法“新政最初之起点”。可惜的是，由于戊戌政变很快爆发，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经济科还没有来得及施行，就被慈禧太后废止，胎死腹中。
进入20世纪，兴办学校、普及教育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时代命题。一段时间内，旧科举与新学校并行。但是由于科举出身仍被时人认作仕宦的正途，不愿将子弟送入新学堂，科举与学校形成了难以两立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支持新教育的改革者提出停废科举的建议，并成为主流声音。在最终决定停科举的过程中，严修又发挥了关键性的“助攻”作用。
1905年8月8日，总理直隶学务的严修与即将公派赴日考察的学绅卢靖等面见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力陈只有停科举，才能排除旧观念、旧制度的干扰，使读书人安心入学。袁世凯会商张之洞等，于8月31日联衔上奏，请停科举，获朝廷同意，于9月2日颁上谕停科举，而后正式废除。从此中国结束了历时1300年的科举制度，教育正式进入学校制时代。
提出中国首个正式颁布的教育宗旨
严修对近代教育的第二大贡献是，任学部侍郎时亲手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颁布的教育宗旨。这一宗旨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其精华被后继者传承，在很长时间里指导着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
梁启超曾表示：“教育无宗旨，则寸毫不能有成。”他认为，中国办新教育，第一当知宗旨，第二当择宗旨，第三当定宗旨。但关于中国应确认什么样的教育宗旨，尚未形成共识。鉴于此，学部刚刚成立，严修便将明确宗旨作为第一要务。他结合各方意见，兼采中西教育思想，拟定了五项宗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以学部名义上奏折，请朝廷颁上谕宣示天下。五项宗旨中，前两项体现了教育的意识形态性，是当时政治环境的产物。重要的是后三项，切中时弊。奏折提出：“中国之大病曰私，曰弱，曰虚，必因其病之所在而拔其根株，作其新机，则非尚公、尚武、尚实不可也。”
奏折中指出，尚公是道德教育最紧要的内容。立国需要依靠“全国之民之心力”，因此必须培育“爱国合群”的精神，“务使人人皆能视人犹己，爱国如家”。“尚武”是在国家积弱、列强环伺的背景下提出的，要求国文、历史、地理、音乐、体操等各门课程都“必寓军国民主义”。比如通过体操，让学生“发育其身体、严整其纪律、造成完全之人格”，以期“人尽知兵义”。“尚实”借鉴了英国哲学家培根的实验主义思想，要求修身、国文、算术等科目要“勖之以实行，课之以实用”，把格致、图画、手工视为重点科目，“以期发达实科学派”。在教学中强调实物标本、实地研究。奏折最后说：“方今环球各国，实利竞尚，尤以求实业为要政，必人人有可农可工可商之才，斯下益民生，上裨国计，此尤富强之要图，而教育中最有实益者也。”
“三尚”思想其来有自，并非无源之水，但严修结合自己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对中外教育的观察，从当时各类学说中择善而从，并推动“三尚”成为国家颁布的教育宗旨，确是功不可没，且影响深远。
主持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行政体系
严修在学部侍郎任上还积极推动建立起近代教育行政体系。传统的学务管理体系由礼部、国子监、各省学政、府州县学等构成，职责范围主要是围绕科举考试和管理各类士子的相关事务，教育的功能并不太强。清末新政时期，“兴学”几乎成为一项国策。当时颁布了新学制，提出建立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学校体系，但一时还没有形成与之适应的各级行政组织。严修1904年曾专程到日本考察学习教育行政，任职直隶学务处期间开始实践。1905年清廷成立学部，严修任侍郎，参与主持建章立制，构建起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新教育行政体系，使新学制实施、新学校兴办有了初步的行政保障。这虽然不是严修一人之功，但他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首先是明确学部官制。严修自1905年学部创立之初便任侍郎(副部长)，到1907年9月张之洞管部前，严修实际是各项事务的主要主持者。(尚书荣庆兼任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不常在部办公，对新学也并不熟悉。)在明确教育宗旨后，学部最重要的事务就是“筹划一切章程”。在严修的主持下，罗振玉、范源廉、陈毅、张元济等学部各员分头起草，最终形成一套制度体系。其中学部自身官制的设置尤为重要，严修认真阅看初稿，修订近一个月。学者关晓红指出：学部官制以日本文部省官制为蓝本，结合中国传统官制特点，将戊戌以来教育和教育行政改革的成果以政治体制的形式肯定下来，形成了近代中央教育行政体系的基本框架，为科举停废以后新旧教育的过渡衔接和全国学务的发展提供了保证。
与此同时，严修推动设立新的省级教育行政机构——提学使司，结束了此前学政与学务处双轨并行、新旧杂糅的局面。提学使秩三品，地位很高，由学部选派，同时归各省督抚节制，三年任满再由学部考察，决定下一步任用。严修亲自拟出第一批提学使人选名单。在当时的背景下，提学使司制度使学部有了可以统筹各省学务的行政系统。
在府厅州县，严修开创了劝学所制度。劝学所是严修主管直隶学务时的创制，为官督绅办，是介于官绅之间的机构。劝学所的职责包括讲习教育、按户劝学、推广学务、统计教育情况汇总上报。在国家尚无法大量增加公务人员编制的情况下，劝学所依靠士绅力量推进地方教育的普及和发展，“颇著成效”。1906年严修任学部侍郎期间，将劝学所制度推广至全国，作为教育行政体系的基层单位。
正是在严修的主持下，近代中国初步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行政体系，“由此掀开教育高速发展的序幕”。
办学实践的主要思路
以上这些宏大议题的提出，与严修在微观层面大量多样立体的办学实践与思考是分不开的。严修之孙、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助理的严仁赓曾将祖父的基本教育思想和办学方针概括为四个“并重”：男子教育与女子教育并重;学龄教育与学前教育并重;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并重;德智体美四育并重。这一概括准确地反映了严修思想与实践的全面性。引申而论，“并重”既是一种平衡，也是一种强调。即，在女子教育、学前教育、社会教育、体育、美育等还没有引起社会足够关注的情况下，较早地开始强调其重要性，以办学行动唤起人们的重视。同时，“并重”也是一种理性，严修教育理念中有一种对“补偏救弊”的追求，不随波逐流。在以上四个“并重”之外，还可再补充的是，严修对育才与新民的并重，这是他各项教育思考与教育实践的初衷。此外对新文化与传统文化教育的并重，也是严修思想中非常突出的。
育才新民并重。传统时代只有少数人拥有教育资源。近代早期，教育探索的关注点也常在少数新式人才的培养上，很少留意普通民众。而在严修的教育思考与实践中，很明显地是，同时关注培育经世致用之才与开展普及教育、造就适应新时代的国民。特别是1900年庚子之变，战乱狂飙中，严修深深受到洋兵侵掠暴行和拳民盲目无知的刺激，认识到只有开展国民教育，广开民智，才能够救亡图存。开展国民教育靠书院、私塾等旧形式是不行的，必须开办新学堂、学校。在普及推广国民教育中，严修“尤注意者则在国民道德”，也就是尚公的精神、爱国的精神。也因此，他在提请宣示教育宗旨的奏折，明确提出，要“令全国之民无人不学”，并将“尚公”作为最重要的教育宗旨。
男女教育并重。严修重视女子教育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他自青年时就怀有朴素的男女平等思想。二是，他认为母亲在家政、家教中十分重要，女子接受教育对于国民素质的整体提升必不可少。也许严修的思想并不符合现代女权主义，不过这反映了近代女子教育发端时的情形，值得珍视。1902年，严修在家中开办女塾，被《大公报》称为“女学振兴之起点”。1905年，改为严氏女学，成为正式的女子小学。在实践基础上，严修在学部主持制定了《女子小学章程》《女子师范学堂章程》等，成为中国最早关于女子教育的国家典章。严修的男女并重思想也体现在南开学校办学中。南开大学于建校第二年(1920年)就开始招收女大学生，是中国最早招收女生、男女合校的大学之一。1923年秋，南开学校成立女中部。1927年，南开小学成立，也为男女合校。
学前学龄并重。在学前教育方面，严氏同样开一时风气之先。当时学制虽已将蒙养院(即幼儿园)作为教育体系一环，但在由于缺少幼教师资，一时难以开办。鉴于此，1905年严修在家中办起严氏保姆讲习所，这是中国第一所培养幼教师资的学校。讲习所学制3年，学员毕业后大多分配在京津两地蒙养院及小学堂任教，成为北方最早的一批幼教工作者。1905年严宅中还开办了天津私立第一蒙养院(后改名严氏幼稚园)，是天津最早的幼儿园。
学校社会并重。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要靠学校，同时需要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并进。严修的教育实践，几乎都始于家庭，其家庭教育此处不多论。在社会教育方面，严修曾表示：“欲强国家，先善社会。”他投入于此的精力不亚于兴学办学，比如他推动女子放足、支持研究使用拼音字母、推动戏剧改良、筹划博物馆、参与图书馆事业等，希望以此广开民智、改良社会、移风易俗。严修社会教育的另一实践是开办了众多半日学堂。半日学堂面向平民，不收取学费，半天分班教课，半天组织学员进入工场，学习各种手艺。其精髓在于让平民子弟获得生存技能，进而转移风俗。在严修的推广下，清末直隶全省半日学堂近200所，居全国之冠，占全国总量的1/4。
德智体美并重。严修很早便接受了德智体三育思想。在1902年考察日本期间，听到有人提出德育与智育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严修询问著名教育家大隈重信的意见。结果两人一致认为，德、智当然是可以并进的。严修提出“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也即德、体、智并重。1912年，得知蔡元培在“三尚”宗旨基础上，加上美感教育与世界观教育，严修极为赞同。在实践方面，严氏家塾重视体育由来已久，特别是张伯苓到严氏家塾任教后，开始了比较正式的体育教育。严修的美育实践则源自他对美的追求。他本人是书法家、诗人，又酷爱戏曲、话剧，多才多艺。这使他对艺术的育人功能深有体会，因此无论是严氏家塾、蒙养院、保姆讲习所、女塾、女学，还是南开系列学校，都很重视艺术教育。
守本开新并重。严修对新旧文化的态度，可说是一段历史公案。严修晚年，时逢新文化运动，新道德、旧道德、新文化、旧文化大有不两立之势。对此他内心曾感到强烈的刺激。经过反思，他认为“新学与旧学，交攻如对垒。我思不必然，实事但求是。”鉴于国学日替，生命最后一段时间里，严修在家中创立了崇化学会，力图补偏救弊。在全社会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的风潮中，严修却走向了反面。有人说他晚年趋于保守，跟不上时代的潮流了。其实如果深入严修的精神世界就会发现，他只是坚持了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严修从来都是一位儒家士大夫，儒学本就是入世哲学，在近代中国，要想经邦济世就必须变革、必须引入西学新学，这些与儒家的价值追求、文化追求并无根本矛盾。严修的主张是在中国思想体系内部生发而来，所以他从来都不主张彻底打倒旧道德、旧文化。但严修并不是执拗的卫道士，他宽容通达，承认信仰自由，乐于吸收世界上各种先进理念。他的思想与民主、科学，与新道德、新文化是可以对接的。在他看来，新学旧学各有其用，均有“菁英”，也都有“葑菲”“末流”，对待新旧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盲目地对立起来。
严修的教育思想源自对传统教育的反思，与对欧美日本经验的借鉴。难得的是，他一生坚持自省。他晚年曾说“庠序莘莘人艳说，吾心功罪未分明”，严肃地审视自己教育实践的得与失、经验与教训。他以“实事求是”“本其国情”的态度，创新与守正并举，力求将古今中西熔铸一炉，形成了自成一家的教育思想，其精神内核时至今日仍具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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