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鑫
今年4月2日是严修先生诞辰160周年。南开人将严修尊为校父，这是极不平凡的称号。在中国，几乎再没有其他哪位教育家被一所学校正式尊为“校父”。相比而言，与之最接近的，如厦门大学称陈嘉庚先生为“校主”，意蕴似又有所不相同。况且南开本身自成体系，被一系列学校共同尊为校父，即使在世界范围也不多见。从“校父”两字，可以看出严修之于南开非同一般的意义，以及南开人对严修的感情。
南开人是什么时候尊严修为校父的?查阅史料可知，这一称呼始于严修刚刚去世时。严修逝于1929年3月14日深夜。3月19日《北洋画报》便披露：“南开诸君拟……尊为‘校父’。”31日，天津教育界召开追悼大会，南开校董颜惠庆致辞，表示：“范孙先生精神上之儿女即南开是。”当时，南开大学校刊《南大周刊》发文表示：“先生为本校创办人，堪称校父。”南开中学校刊《南开双周》说：“南开之有先生，犹子女之有父母。”正在美国考察的张伯苓对旅美校友说：“南开之有今日，严先生之力尤多。严公逝世，在个人失一同志，在学校失一导师，应当尊严先生为校父。”从此时起，校父便成了南开人对严修的专有称谓。
那么，严修对南开做出了怎样的贡献，让师生、校友感到“南开之有先生，犹子女之有父母”?我认为以下6点可作为最主要的原因。
一、南开始于严氏家塾。1898年，严修奏请开经济专科、发戊戌新政先声，结果被守旧的老师、翰林院掌院徐桐逐出师门，被迫离职还家。而他并没有因为挫折而放弃维新主张，将精力用在了家塾改革上，希望以此为试验场，培养新式人才，自此开始了办新教育的探索。南开学校正是发端于严氏家塾，南开早期师生多与严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中国女子教育的楷模——南开女中的前身严氏女学也诞生于严宅，最具南开特色的教育活动——体育、话剧等同样最早在严宅开展。这些办学活动与家学密不开分的关系，奠定了严修与南开的感情基础。
二、发现并支持张伯苓。毫无疑问，张伯苓是南开历史上不可替代的重要人物、是创校校长。但是如果没有严修作为伯乐，张伯苓很难有后来的成就。按照张伯苓的表述，严修是南开的“创办人”，而自己是“承办人”。严、张合作始于严氏家塾。严修旧学深湛，进士出身，此时已任过翰林、学政，而张伯苓是水师学堂毕业生。一个翰林请军校生来自己家中当教师，培养自己的子侄，后来又委托他作校长，可谓开时代先河。严修与张伯苓一个是最后一代士大夫中的开明者，一个是最早一批受新学教育的知识人，他们的合作在当时颇具象征意义。虽然张伯苓没有那样典雅的谈吐，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也不免和士大夫有些许隔阂，但严修认定他是办新学难得的人才，在长达30年的合作中，始终坚定地支持他。
三、家仅中资慨捐巨款。严修出自盐商世家，父亲曾任长芦公所的纲总，即天津盐商领袖，应该说家境是比较殷实的，但是比起当时的豪商巨富，还只能算是中等水平。不过，热心参与地方文教、慈善公益事业是严氏家风，父亲严克宽就被称为“善士”。严修同样毫不吝惜捐资办学，尤其是对南开的捐助，保障了学校早期运行的基本经费。从1904年南开中学建校开始，严修每月捐款100两，很快又改为200两。遇到学校重大建设，严修都有专门资助。即使在政局动荡、自家经济出现困难时，严修仍尽力维持了南开的运转经费。1919年南开大学建校，严修又积极捐款、捐地，总计价值两万余元。可以说，严修确如父亲般呵护着“幼年”南开。
四、声誉赢得各界支持。不仅个人捐款，严修还在社会上积极为南开奔走呼吁。他的影响可分三个方面：一是在政界，严修曾任学部侍郎，是清末重要官员，同时与北洋集团关系密切。严修与政客军阀并非同路人，但他以人格风骨让他们另眼相待，都希望拉拢严修，利用他的美好声誉粉饰门墙。严修拒绝与他们合作，但收下了给学校的捐款。有学生对此表示不满。据说，严修和学生们讲：“盗泉之水可以濯足。”这在当时环境下是一种无奈之举，不这样不可能办起自成体系的南开学校。二是在学界，严修更是德高望重的元老。他在维新变法时期便是全国有名的科举改革者，晚清新政中又主持了新教育体系的开创。严修隐退后，教育界主事者多是门生故吏。难得的是，北洋以外的学人也多赞佩严修，引为同道。梁启超、蔡元培、胡适等都给予他高度评价。依靠严修在学界的地位、人脉与声誉，南开得到新旧学人的共同支持，获得了优质的师资和办学经验。三是在天津，严修作为士绅领袖，投身天津城市建设和文化塑造，历任地方官和各界人士都对他格外尊重，对南开办学也都给予了非同一般地支持。比如，1904年南开建校之始，就得到邑绅王益孙的支持，与严修共同承担学堂的常年经费。1906年学人郑菊如捐出自己在“南开洼”的土地，使学校获得发展空间，也因此定名南开。正是因为南开创自严修，所以时人给予这所学校格外关注，使南开赢得了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
五、公能校训源自“三尚”。一所学校能够立足于世，不仅要有物质保证，更需要有独特的精神。南开精神集中体现在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这一校训虽是在严修逝世后提出的，但与他的教育思想一脉相承。早在1906年，严修任学部侍郎之初，便组织拟订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国家颁布的教育宗旨，提出“尚公、尚武、尚实”的原则。他指出“中国之大病”是私、弱、虚，非尚公、尚武、尚实不能治疗。尚公是崇尚“爱国合群之理”，尚武是要“发育其身体、严整其纪律、造成完全之人格”，尚实是增长“下益民生，上裨国计”实实在在的能力。南开“允公允能”校训提出于20世纪30年代，同样着眼于治“中华民族之大病”，张伯苓对大病则进一步诊断为愚、弱、贫、散、私。为治大病，就要培养“爱国爱群之公德”与“服务社会之能力”。由此可知，“允公允能”实际是基于新判断的新提法，创新意义不容忽视，但其与严修教育思想、与“尚公、尚武、尚实”宗旨之间的传承关系也是十分明显的。
六、确立爱国办学宗旨。爱国是南开之魂。南开大学成立之初定下“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理念，提出“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宗旨，要之是围绕着国家需要兴学办学。南开将爱国作为立校之本，追根溯源也由严修提出。1908年，南开中学第一届学生毕业，其时严修在北京任学部侍郎，不能亲临典礼，但发来书面训词。他指出，目前“国势不振，身家讵能独存”?要改变国势，必须要靠“有志之少年”。他特别强调：“勿志为达官贵人，而志为爱国志士。鄙人所期望诸生者在此，本堂设立之宗旨亦不外此矣。”这是严修对南开诸生的勉励，也对立校宗旨的阐述。五四运动期间，南开大学首届学生周恩来在天津领导爱国运动，遭军警拘捕。虽然学校被迫让他退学，但严修特设奖学金，送其赴欧洲留学。后来，有人告诉严修说周恩来加入了共产党，严修表示“士各有志”，仍然一如既往予以资助。“士各有志”的“志”正是“志为爱国志士”的“志”。互文互证，可以读出严修的深意，培养周恩来这样的爱国志士，正是他办学的初心。正如张伯苓所说，严先生“指给我人之方向，即是教育须为国为公”，诸生“应思如何为国为公，方不愧为南开学生，方不悖严老先生办教育之意”。
以上6项是严修对南开学校最主要的贡献。此外，严修还是南开早期制度章程、发展战略的审定者。严修赋予这所学校以生命，同时为学校提供了思想与精神的渊源，恰如父亲之于子女。正因为此，南开人尊严修为“校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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