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国际恐怖和极端势力威胁不减，并且表现出一些新变化和新形态，仍是国际安全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国际社会亟须凝聚共识，形成合力，给国际反恐注入新动能。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其暴政虽然土崩瓦解，但极端意识形态和暴恐模式已成气候，传染力强，其分支在全球多地开花，受蛊惑和影响的极端分子遍布各国，国际恐怖主义呈现出新的威胁变化特征。
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国际暴恐残余尚未肃清，恐怖势力出现从地上转向地下活动、城镇转向乡村藏匿的发展趋势。据统计，目前在叙利亚活跃的国际恐怖分子仍有约2万名，虽较极端组织鼎盛时期的4万多人有所下降，但整体上仍对国际和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而且其中不乏数量巨大的外国恐怖分子。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边境地区，特别是幼发拉底河中游河谷乡村和部落地区，极端势力开始重建指挥和作战体系，调整暴恐策略伺机重组复兴，并通过不对称袭击扩大影响和招募人员，仍然是世界上人数最大、威胁最大的恐怖组织。
外籍“圣战”分子外溢加剧，如何防范处置成为国际反恐紧迫难题。随着“伊斯兰国”溃败和10月土耳其对叙利亚发动“和平之泉”军事行动，上万名外国“圣战”分子从监狱和难民营外逃，直接冲击邻近国家和欧洲国家安全，防回流防渗透已成为相关各国面临的世界性难题。美国11月中旬在华盛顿召开反恐联盟部长级会议商讨对策，国务卿蓬佩奥要求欧洲国家和其他成员国接受并起诉回流的“圣战”分子，企图转嫁威胁引祸他国。不过，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坚持“不接受”立场，甚至要取消这些人员的国籍。欧洲国家普遍面临接收成本高、教育转化难和安全风险大的共同难题，担忧回流分子给本国埋下定时炸弹，都想一推了之堵截于国门之外，很难在此问题上找到共同立场。
次区域乱源共振，也给国际暴恐势力提供生存和发展空间。尼日利亚“博科圣地”效忠极端组织，招兵买马，杀人越货，暴力屠城，威胁波及马里、尼日尔等西非各国，甚至还袭击联合国维和力量。“索马里青年党”与极端组织和“基地”组织都有关联，大搞爆炸袭击和绑架人质，冲击邻国肯尼亚和乌干达，成为东非严重恐患。“基地”组织北非分支和“伊斯兰国”分支在利比亚和突尼斯等国扩张，非洲萨赫勒地带已成为恐怖分子跨境流动的重要通道，严重威胁地区稳定和外国在当地的人员及机构安全。
阿富汗问题久拖不决，吸引国际恐怖分子栖身投靠，有重新沦为国际暴恐策源地的危险。阿富汗战乱已延宕近半个世纪，随着美国推动从阿撤军和与塔利班和谈，阿富汗再次面临重要历史转折关口，政治和安全前景的不确定性增大，各股势力竞相在阿渗透。目前，阿富汗仍有20多个联合国列名的国际和地区恐怖组织在此活动，并且成为恐怖分子从中东向外转移的重要目的地，“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在阿富汗持续壮大，并且试图通过阿富汗与塔吉克斯坦的边界向中亚渗透，已严重威胁近邻国家的安全。
新一轮国际暴恐活动的跨国性、随机性和破坏力显著增强，没有一国可以独善其身。今年4月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的暴恐惨案就是例证。国际暴恐势力积聚，仇恨社会和敌视全球化的极端思潮蔓延，美欧本土防线并非铁板一块，若不形成合力与国际社会一道同仇敌忾，共同采取有针对性的防范举措，国际暴恐威胁还将进一步扩大。在全球化、信息化和新兴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暴恐分子网上与网下勾结、境内与境外通联，暴恐技术扩散和极端思想网络传播结合，威胁程度和广度更大，甚至可能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合，亟须国际社会凝聚反恐共识和形成反恐共举。
然而，一些国家从应对所谓大国威胁和地缘战略考虑，罔顾国际暴恐肆虐和仍构成国际安全重大威胁的严峻现实，坚持反恐收缩，逐渐由国际反恐的主导力量变为消极阻力，在反恐问题上一意孤行，甩包袱弃盟友，使国际反恐陷入暴恐四溢而应对乏力的危局，近20年国际反恐成果可能毁于一旦。
中东地缘博弈严重阻碍地区反恐靖乱，地区反恐呈现群龙无首的局面。相关大国在反恐问题上缺乏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定力和担当，各打小算盘导致很难达到除恶务尽的必要和理想局面。如果缺乏诛暴、救乱和治乱的连贯思路，打击“伊斯兰国”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可能因各国相互拆台而前功尽弃。总体看，各方地缘政治考虑大于反恐实际需求，很难在应对国际反恐新变局上找到最大公约数。
实际上，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暴力极端威胁，恐怖主义和极端行为已开始向社会政治领域蔓延，这对国际反恐斗争提出了新课题，那就是必须防止国际暴恐与其他领域威胁相结合的危险态势。例如，西方政治极化导致的西方社会民粹主义和极右势力抬头，已经严重威胁社会政治稳定，并且可能西方极右势力与穆斯林的宗教冲突，新西兰发生的白人枪手血洗清真寺的暴恐惨案即为一例。法国、中东和拉美多国出现街头示威抗议激进化和暴力化倾向，也开始日益带上恐怖主义活动特征，并且相互传染，导致多国社会失序、民生受损和政局动荡，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新安全挑战。例如，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示威者就派发其他地区暴徒制定的指引传单，通过加密的手机即时消息工具收发信息，纵火焚烧公共设施并向警察投掷石块，场面混乱又暴力，具有明显的恐怖主义活动趋向。全球化时代，各国安全的交融性、关联性、互动性不断增强，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与社会安全共振，可能放大国际暴恐威胁，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独立应对或独善其身，需要国际社会协调应对。
从恐怖主义的历史演进和发展状况来看，恐怖主义产生主要与霸权主义、宗教极端思想和各种社会问题有关，而且比一般非传统安全威胁要大。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是人类公敌，国际社会理应达成共识共同应对。中国把应对恐怖主义列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任务，提出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2019年，中国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推进国际反恐的正确主张，主张摒弃双重标准，增进文明交融，并主办了亚洲文明对话会议。今后，中国将坚持以联合国为主导，坚持综合施策和标本兼治，加强源头治理，统筹发展与安全，团结相关国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与时俱进地应对国际恐怖新威胁，为国际反恐贡献中国智慧。
(作者：傅小强，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安全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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