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起源，不仅是我国学者潜心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国际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研究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起源于尚无文字记载的古史传说时代，对其进行追溯探讨需要依靠考古学的研究和发现。自我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以来，重要考古发现层出不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各地在新石器时代考古方面有了一系列重大发现。基于这些重大发现，学术界认为，探求中华文明的形成，应当着重研究二里头文化之前的新石器时代。在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和苏秉琦先生倡导下，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研究任务被正式提了出来。近四十年来，包括“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内的一系列重要考古工作深入推进，对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总体进程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
中心聚落开始出现，社会的复杂化全面展开
农业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史前农业自一万多年前萌芽以来，经过漫长发展，至晚在距今六千多年时有了长足进步。综合栽培作物的驯化，包括耕作、耘田、收割和谷物加工的全套农具，南方水田田亩整治和给排水构造，以及家畜饲养等多方面情况看，当时的农业已经形成一整套生产体系，成为长江、黄河以及西辽河地区人类最主要的经济活动。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比较稳定的食物，为人口增殖、社群规模扩大和向复杂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大约五千七百年前开始，许多地方的村落群中出现了中心聚落。例如，陕西省华县泉护村、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江苏省张家港市东山村、湖南省澧县城头山等遗址，它们的面积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平方米，远大于周围几万平方米的普通村落，其内部制陶、石器制造等手工业水平和分工程度也明显高于普通村落。此外，还可从墓葬大小和随葬品质量、数量相差悬殊等情况，看出社会成员财富、地位的明确分层，这表明社会的复杂化在聚落之间和中心聚落内部全面展开了。
中心聚落的出现是划时代的新事物，把那些差别不大的普通村落逐渐整合成一个更大的整体。作为一个整体，它和相邻部落建立起种种关系。于是，在聚落群内部和聚落群之间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政治联系。从学术研究上看，这种以一座大型聚落为中心、聚集多座普通村落的社会结构，与先秦文献记载的五帝时代的“邦”“国”类似，兹称之为古国。从大约五千七百年前以来，古国这种社会组织结构成为各地比较普遍的存在，史前中国从此进入了“天下万国”的古国时代。
良渚文化率先进入文明阶段，开启了史前文明浪潮
大约自距今五千年前后，此前阶段发生在聚落群内部的整合行为，在一些地区扩大到聚落群之间乃至整个文化区域，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一些地方率先步入文明阶段，典型代表是分布在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
近年来的田野考古揭示了良渚文化的基本面貌：由高墙环绕的规模巨大的良渚古城和古城外围宏大的水利工程反映良渚人掌握了较高的科学技术，更意味着存在一个可以有效组织和运用庞大社会资源的强制性公共权力，并且有迹象表明这种强制性权力甚至可以褫夺他人性命。古城内部存在高规格宫殿建筑。良渚社会有着复杂的行业分工和级差明显的社会阶层，城市居民除了贵族之外，也有制作玉器、漆木器等的手工业者，其按照职能、行业等组成的居民结构迥然不同于依照血缘关系形成的农业村落。古城并无从事农业生产的迹象，城内发现了大规模粮食仓储，据此推算古城直接垄断了大约两千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农业剩余和其他资源，从而可知城乡之间存在着明确和紧密的辖制关系。可以说，良渚古城是整个良渚文化范围内最高等级的政治中心、宗教中心和手工制造业中心。
这些情况表明，良渚文化是个高度复杂化的社会，中华大地上波澜壮阔、此起彼伏的史前文明浪潮就此开启。大体而言，与良渚文化同时或稍晚，长江中游地区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早期和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其社会都呈现出向原始国家形态迅速发展的态势。
二里头文化诞生发展，中华文明进入王朝时代
距今约四千三百年至三千八百年，在考古学上是新石器时代末期，也叫龙山时代。这期间的突出变化首先表现在文明分布的大格局上。良渚文化、红山文化和石家河文化这些步入文明阶段的先行者先后衰落了，而黄河流域诸文化迅速提高了文明化速度，成都平原也初现文明曙光，其中尤以陕西省神木市石峁、陕西省延安市芦山峁、山西省襄汾县陶寺、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区宝墩等几座规模巨大的古城令人瞩目。另一个突出变化是在社会文明化的内容上。一方面，从中原到陕北，考古发掘出的暴力和战争相关资料明显增多，社会处在剧烈动荡之中。另一方面，源自中亚的麦类作物及其栽培技术，黄牛、绵羊、山羊等家畜及青铜冶炼技术于这一时期传入中国，先到达西北地区，再传至中原，这些新的生产要素为社会复杂化进程注入了新的动力。例如，陕北的石峁文化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是引进了羊这种既不与人争食又能在黄土高原上不利于农耕的深沟大壑中饲养的家畜，从而提供了更多的优质食物资源。
这一时段的晚期，中原的龙山文化在剧烈动荡中完成了一系列重组整合，并在广泛吸收周围文明先进因素的基础上，在距今三千八百年左右诞生了一个新的文化，即以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分布在豫西晋南地区，与文献中夏人活动地域吻合，年代落在史传夏纪年范围内。就规模和复杂程度来看，二里头遗址无疑是二里头文化的都城。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还证实，二里头的一些具有自身特征的物品，如牙璋、玉刀、绿松石镶嵌青铜牌饰、陶封口盉等对外有广泛传播。这些物品并非普通生活用器，而是礼制用器。所以，它们的传播实为中原社会的政治礼仪、制度、思想的播散。二里头文化立足中原又辐射四方，不仅再一次改变了中华文明的进程和格局，还开启了以中原地区为主导、整合其他地方文明的政治和历史进程，中华文明遂进入王朝时代。
不断深化研究，努力形成比较完整的中国古代文明理论
研究发现，良渚、陶寺、石峁等具备原始国家形态的文化，主要有四个特征：一是农业、科学技术显著发展，出现了复杂的社会分工；二是阶级分化，表现为出现了贵族专有的宫殿区和墓地，同时高等级手工业制品的生产和分配为贵族所控制，社会等级制度已经形成；三是出现了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城市；四是社会存在着具有强制性的公共权力即王权，以及由其建立和掌控的区域性政体。这是基于中国历史考古资料总结出来的文明标准，也是对长期缺少中国历史内容的人类早期文明理论的重要补充。这几条标准没有强调国外主要是在西亚、埃及文明资料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冶金术和文字这两项内容，表明中国史前文明既有人类历史发展普遍性的一面，也有自身特殊性的一面。总体而言，经过近四十年的探索，学术界在揭示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总体进程、阶段性发展、各阶段的主要内容、最早的国家特征等问题上取得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但也要看到，这些成果中，描述性内容多于理论的总结和升华，要形成比较完整的中国古代文明理论，还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
与此同时，学术界也愈发意识到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问题的复杂性。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不仅是一个长达近两千年的历史过程，还是一个分布在黄河、长江全域以及钱塘江、淮河、西辽河流域等广袤大地上的诸多地方文明构成的巨大丛体，体量为同时期世界古代文明之最，学术界早就形象地称之为史前文化的“多元一体”。同时，这个丛体内部的各地方社会也分别有自己的文明化演进方式和特点。近年来，分别就这些地方文明的演进过程、原因机制、方式道路等开展研究，正成为新的学术热点。这有利于进一步了解它们怎样在彼此的取长补短、交流互鉴、融会贯通中逐步扩大发展一体化趋势，凝聚形成中华文明的特色特点，最终形成中华文明延绵不绝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结果。
（作者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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