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把“文明”界定为“人类的生存方式”的话，那么我们可将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为基本语境的《资本论》的理论旨趣，视为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时代的人的生存方式即“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以及关于新文明的可能性的探讨。
从形式分析视角理解《资本论》文明观
《资本论》的论述过程的重要特点是，通过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对话，呈现资本主义时代的现实运动的历史性维度。在马克思那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观念没有被简单地当作错误的观念加以排斥，而是作为与特定社会存在内在相关的特定脑力劳动产品，参与他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构性批判。在此意义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抽象范畴对马克思来说不再是对于现实的歪曲性反映，更是理论生产的基本原料。这样《资本论》的论述就具有过程性特点：马克思往往不是直接表达自己对于某个问题的最终观点，而是不断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止步之处重新开始，探讨与后者各种抽象观念相应的资本主义现实的普遍性外观（或“形式”）的历史性塑形机制及其自否性。这一分析过程就是形式分析。
因此，在理解《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的时候，我们不能简单停留在马克思的某些具体论断上，而应区分马克思所引述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观念、马克思对这些观念的分析过程，以及通过这些分析所实现的对于历史性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把握，并在三者的内在关系中理解马克思的批判工作。比如，在马克思关于商品流通领域的讨论中，他首先借助古典政治经济学式的观念，呈现了一种平等而自由的社会图景；但通过对于这些观念的形式分析，也即通过对这些观念所指认的“现实抽象”现象内在关联的塑形机制的过程性揭示。马克思证明了在古典政治经济学语境中“必然”表现为“自由而平等”的商品流通，事实上只是资本主义生产领域中，以资本对于劳动的剥削为基础的复杂机制所产生的社会表象。在此意义上，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容当然包含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描述的“平等交换”，但也包含不平等的雇佣劳动制度。二者并不是彼此外在地并存于资本主义时代，而是内在地统一在一起。因此，资本主义文明的内涵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维和复杂的，这些彼此矛盾甚至对立的维度，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自我生产的方式。
“新文明”与“旧文明”
《资本论》的特殊理论生产方式即形式分析所产生的重要结果，就是马克思关于新文明的观念并不是简单地对于旧文明（即资本主义文明）的否定，而是植根于对旧文明的深刻认识而对新文明可能性所形成的理解。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就事实上论证了资本主义文明与人类新文明之间的内在联系。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既造成了工人的受奴役状态，也生成了人的解放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机器大工业为工人以革命联合代替竞争所造成的分散状态创造了条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深化了这些观点。
关于第一个方面，《资本论》的分析表明，资本家并不是作为感性个人，而是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而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的。因而，看似个人性的剥削剩余价值的行为，实际上是结构性的资本积累的内在要求，而“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这一结论是以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细致分析为基础而得到的。在《资本论》的视野下，资本主义文明所创造的巨大物质生产力，作为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的历史过程的结果，是以“必然的平等交换”为表象的资本主义社会由以成立的历史性前提。因而“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式也即新文明的可能性，就不是存在于一种不可逆的历史发展“趋势”（表现为潜在的、更高的、将突破某种临界点的生产力）之中，而是已由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系统深埋于自身的运作逻辑之内。
在此意义上，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是作为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结构性条件而存在的。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突出体现在生产资料日益集中、劳动越来越社会化，以及以越来越少的必要劳动，生产更多社会财富等方面的话。那么，新文明的曙光并不是在这种“日益”和“越来越”中出现的，而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在这种私有制下所创造的以生产资料的集中、劳动的社会化和财富生产的大工业方式为表现形式的巨大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也即资本主义社会的“显像”与其“给出方式”的矛盾本身所体现出来的。
关于第二个方面，从《资本论》来看，劳动力的人格化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必要前提，这固然表明雇佣工人在生产中处于被剥削的境地，但由于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是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范围内被整合入一个巨大的生产性结构之内的，因而在单个生产过程中体现为“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的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事实上处于与其他工人的广泛联系中，从而为新文明准备了重要前提。工人之间的广泛联系，既包括在机器大生产中复杂的社会化分工体系所造成的工人之间的联系，也包括由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所建立的工人之间的联系，还包括随着大量相对过剩人口的出现而出现的生活处境的等同化所导致的工人之间的联系，以及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层面为了保证资本生产顺利进行，而必须具有的完整的资本循环系统所建立的不同部类、不同行业和不同工厂的工人之间的联系。在《资本论》中，这些联系并不是在从商品到资本的“历史进程”中“发展”出来的，而是具有普遍性外观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自我生产的必要前提。
新文明观的现实基础是“社会个人”
我们可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与工人之间的广泛联系，分别视为新文明诞生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问题是，如果我们仅在“社会生产力”和“工人的广泛联系”的层面理解新文明的现实可能性，就无法解释，作为“工人”的人，实际上都是被动的人（就前一方面而言工人只是巨大的社会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结构性矛盾的旁观者，而从后一方面来说工人间的广泛联系似乎也只是他们不得不接受的“现实”），而这种被动的人何以可能创造与资本主义文明相异质的“新文明”？
事实上，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形式化”社会结构的实际承载者的“人”，并不是被动的因而具有抽象性的人，而是具体的“社会个人”。“社会个人”是马克思在分析作为固定资本的机器体系问题时提出的一个概念，其内涵是占有“一般生产力”、其劳动在直接存在中成为被扬弃的个别劳动即成为社会劳动的个人，也就是直接与人类的整体性相关的个人。
社会个人概念的提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形式分析的重要成果。简单说来，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作为一种表现机制，将个人表现为抽象的“平等个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启蒙主义路线上进一步将这种抽象个人解读为“劳动个人”，而在马克思的形式分析所展现的叙事逻辑中，“劳动个人”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生产出来的表象而已。作为劳动力人格化的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系统的结构性作用之下，被整合入生产过程中与作为资本的人格化的资本家相对立；这一对立的动力，在于资本家对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而个别劳动过程中的这种剥削现象（绝对剩余价值的占有），又是以整个资本家阶级对于整个工人阶级的剥削（相对剩余价值的占有）为前提的。如果跳出个别生产过程的层面，我们又将看到，构成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各个部分之间的资本流通是个别生产得以实现的前提；在商品流通的视野下，生产资料就是固定资本，而就资本家阶级要获得最大程度的剩余劳动这一目标而言，固定资本的最适当形式就是机器体系。而机器体系就意味着“一般智力”或“一般社会知识”成了直接生产力，这就意味着，“社会个人”是资本主义生产的隐蔽基石。内在于形式分析逻辑之内的“社会个人”，并不是可以在资本主义表象系统中寻找到的人的形象，但在马克思的分析逻辑中，却居于前提地位。在机器大工业中，工人的表面形象是被机器体系压迫并被抽象化的人，但实际上这只是在既有科学全部技术化、从而科学和自然界的全部力量都被唤起的大背景下由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社会生产制造出的形象。
因此，“个人”在此就是与资本主义时代的人类的整体性维度内在相关的个人。作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参与建构的表象机制的结果，“个人”显得如此渺小和无关紧要，他只是贡献了可衡量商品价值量的劳动量的“劳动个人”；不仅如此，在固定资本的层面上看，工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甚至也被资本完全控制。但作为这种表象机制的历史性前提的“社会个人”却与这种表象截然相反：每个个人都内在地与“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发展”相联系，因而为新文明的创造提供了重要基础。
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何以马克思会在《资本论》中将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否定称为“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与人类的无限性力量直接相关的“社会个人”，将能够在特定历史性机遇中寻找借助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工人间广泛联系而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所表征的旧文明、建立“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新文明的契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个人”既是旧文明的被遮蔽的历史性前提，又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展现的新文明观的现实基础。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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