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报道我校建筑与规划学院张伶伶教授在《建筑师》杂志“天作奖”的学术讲座

7月23日，《光明日报》整版报道了我校建筑与规划学院张伶伶教授在《建筑师》杂志“天作奖”的学术讲座，全文如下：

张伶伶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沈阳建筑大学天作建筑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建筑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建筑学会副秘书长，世界华人建筑师协会常务副会长;《建筑学报》《建筑师》《新建筑》《城市环境与设计》《中国建筑教育》等杂志编委。资料图片

辽东湾城市文化展示馆项目，红筒中的城市中庭。

资料图片

图1 资料图片

图2 资料图片

图3 资料图片

图4 资料图片

建筑文化是人类从事建造活动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凝聚着人类对于社会习俗、意识形态、伦理道德和技术水平的整体认知。建筑物既是建筑文化的载体，又超出了建筑的范畴，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场所”而存在。不同于其他，建筑文化并不是纯粹的精神产物，而是与它的物质载体密不可分。

因此，建筑文化的内在价值，只有通过外在形式的“物化”才能显现，建筑创作正是使它显现出来的必要途径。从文化的认知、理解到呈现，建筑文化的“物化”在创作中需要经历思维不断深化和跃升的过程。这个过程并不是完全被动地去表现建筑文化，而是同时融入了创造新价值的能动性。在建筑文化的“物化”过程中，建筑师承担了行为主体的核心角色，肩负着表达传统文化并回应当代文化的重要责任。

我们讨论建筑文化的议题，是在当下从增量发展到存量更新的时代背景下。在过去几十年，我国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城市面貌在增量建设中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但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城市建筑欠缺特色的问题。这些现象的发生，源于我们在一些时候把建筑创作视为简单的产品制造，导致一些地方的都市景观呈现出支离破碎的拼贴感，最终使得具有精神传承意义的当代建筑文化无法有效建立。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回归到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梳理和挖掘上。中国传统建筑历经数千年历史演变，已然形成了独特的建筑空间观和构筑体系，从建筑哲思到符号表意都蕴含着中华民族的集体文化意识。对于这些物质和精神的历史积淀，建筑师们需要在当代的语境下做出有效的回应。

我这里强调的建筑文化的“物化”，它不是简单的复制，而需要从肌理格局、空间意向和形式原型等多个向度去思考文化传承的可能性，在不同的环境背景下选择不同的应对策略，将其融于建筑师的创作观念之中。

延续与重构：历史建筑的格局重生

历史建筑是体现传统建筑文化最直接的载体，但是历史建筑在建造时所满足的礼序规范和功能需求，在历经岁月变迁后于当下基本不复存在，其原本的实用性价值逐步衰减，已不再适应当代的功能需要。与此同时，时间也赋予了历史建筑历久弥新的精神价值，最终引发了历史建筑在当下的实用价值和精神价值之间发生价值上的转换。

但是，由于对这种价值转换的认识不够充分，因此在现实语境下，对历史建筑的不当使用又容易损坏其精神价值的表达。目前，对于城市中存在的历史建筑遗存，容易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错误态度：要么出于某些原因推倒重建，永久性地失去了蕴含历史信息的物件;要么进行崇古式的原样复原，将其事实上改为供后人瞻仰的文物。我以为，这两种态度错就错在都没有将建筑文化视为历时发展的活体，而仅仅作为实现某些片面价值的工具。

比如说某地的一处老火车站，其近代以来的历史变迁就反映了我们在城市建设中曾经的一些经验教训。这个老火车站在20世纪初建成后成为当地的重要交通枢纽，从建筑规模上来看，在当时它属于顶级火车站，这个火车站建筑由外国建筑师设计，形态上采用了典型的新艺术运动风格，这在20世纪初的国际建筑界属于非常“时髦”的设计样式。其建筑造型和装饰构件采用了大量的曲线要素，从入口山墙、中心大窗到柱头细部，均采用了流动的自然线条，打破了古典建筑的庄重性格，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革新性的历史文化价值。这么大尺度的新艺术运动风格建筑并不多见，体现了当地当时的独特建筑文化。火车站建成投入使用数十年后，由于出现了老火车站承载不了大量增加的旅客运量的问题，于是就被仓促地拆除了，其中蕴含的丰富而真实的文化信息至此只能从历史图纸和照片中找寻了。到了前几年，当地又仿照老火车站的样式重建站房，但是无论如何精心地模仿当年的造型和细部，从我的观察来看，只能说是从风格上的类主题公园式的模拟，缺乏历史的厚重。换言之，在我们需要表现当代文化的时候，却又一次不合时宜地制造了并非真实的历史景观。

真正具有生命力的建筑文化，需要在延续历史价值的同时，积极融入当代生活。一方面恢复其空间格局和物质遗存中的精神价值，另一方面需要重构其功能逻辑，使之成为城市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2020年，在由中国建筑学会主办的苏州古城保护建筑设计工作营中，我们参与了苏州大新桥巷三宅的保护更新设计。这三户宅邸是清朝年间的民居，位于苏州平江历史街区之中，东侧是平江路商业街，西侧是当地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耦园”。虽然地处城市核心区域，但是由于该地段整体空间对外封闭，导致外部街道活力缺失，萧条冷落。且经过多年的居住区域划分和违建，原本三户宅邸却拥挤了二十多户居住，其格局的混乱和割裂可想而知，无论是文化的精神价值还是建筑的实用属性都已经无法呈现。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在更新设计中提出了“归壹”的理念，其中既有表层意义上将三个宅邸统一整合的考虑，也有将封闭的建筑回归城市、将混乱布局回归原有肌理、将服务私人的空间回归多元人群的三重意涵。为了使封闭的建筑回归城市生活，我们提出了“归市”的策略。把原本相互独立的宅院视作一个整体进行思考，定位于向大众开放的城市客厅和民宿空间，作为激活整个大新桥巷区域活力的触媒。第一个策略是根据历史和现状的比对，把面对城市给人以封闭单调之感的实墙打开，使沿街的空间开放与城市产生互动;继而在中间一户宅邸设置一个退后街道的入口场所，行人漫步街道时也可以作为具有公共属性的休憩空间。第二个策略是利用中间宅邸比较完整的庭院空间序列，将其作为纵深方向开放的公共空间;把原本内向空间转化为大众共享的聚集场所，塑造出容纳文化展示和观演的体验性空间(图1)。

为了使混乱的格局回归原有城市肌理，我们提出了“归城”的策略。通过查阅文献和实地勘察，我们去除了私搭乱建的部分，尽量还原建筑的原有格局，使其和整个古城的空间氛围相契合。在此基础上，我们对三宅的空间格局进行再梳理，形成了“三厅三堂”“三廊五巷”和“九院十八井”的形制，使历史空间的韵味得以重生，同时恰如其分地服务于“三宅归一”的整合需要(图2)。其中“三厅三堂”构成了建筑群组内的集散空间，分别作为横纵方向的空间节点;“三廊五巷”构成了内部交织的交通结构，形成具有传统意味的行进空间;“九院十八井”构成了空间的使用单元，保证无论大小房间都各自配备天井或院落，这既是人与自然的融合，也是传统居住体验的回归。

为了使服务于私人的宅邸空间回归多元人群的共享，我们提出了“归民”的策略。通过分析既有空间的特征，赋予不同类型的空间以不同的功能定位，从而吸引多样化的人群活动。其中三宅中空间尺度较大且较为规整的中户作为开放的城市客厅，同时服务于内外人群，适用于不同的城市活动场景;空间较为自由灵活的西厢作为面向普通游客的院宅，通过划分形成户户有院的格局;东厢面向家庭游客，一家人可以共享上下层空间和独立的庭院获得体验感和趣味性;中户和东厢之间狭长但层高较高的空间面向青年旅客，通过重组划分水平楼板，形成灵活的内部布局，可以凭栏远眺，俯瞰姑苏。

以历史建筑作为文化的附着物，通过更新改造积极介入有序格局组织，使历史空间格局得以重现，使传统建筑文化得以彰显，也使当代的生活方式融入具有历史感的空间。我们认为，这是历史建筑中让文化得以“物化”的一种有效方式(图3)。

传递与共鸣：当代建筑的空间归属

建筑文化的意义在于建构生活其中者的情感认同，这种认同既以作为物质形态的建筑语言为外在表征，也以空间组织的独特方式为精神内核。在当代城市中，如何通过建筑文化的“物化”向人们传递文化的信息，是塑造具有归属感建筑的关键。具有归属感的建筑，可以使置身其中的人感受到空间中漫游的文化趣味，在时空行为过程中体会空间的文化价值，以场所来唤起传统空间氛围带来的共鸣，这便形成了文化认同。

相对于复古建筑语言所体现的表面化的中国性，我们提倡通过空间的建构传承建筑文化。这就要求在空间设计中研究时空行为的特征，通过空间秩序的建立，引导人们行走其中，并逐步体会和认同空间内涵和文化意义。

建筑师贝聿铭先生设计的苏州博物馆，可谓在当地语境下探讨建筑创作的范例。建筑选址毗邻苏州古城区的忠王府和拙政园，如何处理新建筑与传统建筑的关系是设计的关键。贝先生的设计，充分考虑和尊重区域中的历史建筑，采用地面一层和地下一层的展厅为主要体量，严格控制建筑的高度，尽量不使博物馆建筑对环境产生压迫感。从空间的组织方式上，贝聿铭先生摒弃了大空间组合的传统博物馆空间，采用庭院为核心的建筑格局。苏州博物馆延续了苏州传统宅院中内外交融的处理手法，以内向的自然塑造静谧内敛的观展体验。虽然没有复制传统园林的造园手法，但是庭院中的小桥、静水和凉亭都体现了苏州文化的精神内涵。特别是在拙政园的院墙下采用片状的假山剪影层叠组合，形成山水画的意象(图4)。这种手法在传统园林中并不存在，贝先生通过相对现代的立体构成方式来实现传统意境的转译表达。建筑形象的塑造既有传统坡屋顶民居的抽象，也有现代意识的几何操作。形态的处理绝不拘泥于建筑样式的简单模仿与继承，而是明确地采用了现代的建筑材料和语言。错落有致的坡屋顶组合和苏州古城丰富的屋顶构成肌理融为一体，又在材料的对比中体现出时空的跨越和相得益彰的意趣。这样的空间组织和形态处理体现了对苏州建筑文化的挖掘演绎，中国的人文传统在建筑中得以延续和弘扬。

认同与归属：公共建筑的记忆凝聚

对于城市的公共空间来说，建筑文化需要以更加抽象的“物化”方式呈现。城市建筑作为城市记忆的物质载体，它的形式特征是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演化而来的，承载着城市的历史、族群和习俗等复杂社会因素。我们认为，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固然可能会经历形制的更替或风格的演变，但是传统建筑形式的原型作为文化的深层结构，是能够以一种精神性的“集体无意识”存留下来的，因此它具有永久的文化价值，并不会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消失。

而我们可以通过抽象原型的“物化”方式，使建筑长久地作为城市的纪念物存在，从而在一代代人的共同体验中，唤起集体的记忆。

意大利建筑理论家阿尔多·罗西提出了城市“纪念物”的概念：作为不断演变的城市中相对不变的要素，城市纪念物往往是核心的公共空间，处于城市的节点位置，容纳重要的城市事件。罗西认为，纪念物可以超越经济规律，成为比一般建筑更长久的存在。他强调对于城市来说时间延续性的重要作用，即使随着时代的变迁，功能会随之改变或消逝，但是城市纪念物的空间和形式将存在下去，承载着城市居民历史上的生活记忆和行为痕迹，建构出集体的认同感。城市纪念物不只是创造出自身的空间和场所，从建成那一刻起，就负有将历史带入未来的责任。通过构筑抽象的精神，集聚空间的记忆性和归属感。

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土木楼，可以视为一个穿越时间，凝聚集体情感的“纪念物”。对于哈工大建筑学院的学子来说，这幢延续百余年的建筑是记忆中不灭的精神家园。土木楼是四面围合的方院建筑群，是在百年间经历过多次增建而形成的完整庭院：从1906年新艺术风格的俄国领事馆，1920年建校的老校舍，1926年扩建的礼堂，到1953年由苏联专家彼得·斯维利多夫教授设计的古典复兴风格主楼，土木楼的方院格局基本成型。土木楼的设计并不是简单满足功能的教学空间，从早期建设就体现出了城市纪念物的气质，风格雄浑刚健中不失典雅。

土木楼中极具包容特性的空间容纳了丰富的场所记忆，其中以超越日常使用需求的宽大走廊最具代表性。建筑师具有前瞻性地采用了近4米宽的走廊和4.2米的层高，形成方形的空间截面。宽大的走廊空间激发了建筑学子的想象力，赋予其灵活多元的使用方式，成为土木楼中最具兼容能力的复合化空间。单纯意义上的交通空间兼容了交往、运动、展览、集会和讲评等多种活动，拓展了土木楼的空间维度，也增加了人们的活动交集，成为学子们在校时使用最频繁、毕业后印象最深刻的场所。上下层的楼梯也采用了超规格的尺度，和走廊共同形成非正式的舞台空间，也是公共论坛的首选场地。对于建筑学的学习来说，土木楼是一个完美的使用场所，也是建筑教育极好的现实教材。

百年时光，一代代建筑学人来了又走，时间让建筑成为文化。周围的城市面貌悄然改变，校园的生活方式悄然改变，但土木楼作为城市的纪念物仍守护着建筑学子们青春的故事，让他们可以随时闪回空间中记忆的片段，存留着当年鲜活的激情和理想。

纪念物的形式就这样成功跨越了时间，传递着城市文化的核心秘密，在城市的变迁中存留下了文化的基因。

如果说，古代成功的城市纪念物是在无意识情况下延续了城市的文化和集体记忆，那么在当代背景下建造的纪念物，则需要我们主动去塑造具有原型特征的抽象形式，以更好地表达建筑的集体意志，从而在未来多年的建筑体验、使用和变迁中，留存住建筑最为内在的精神，将跨越时间范畴的空间记忆在建筑中交织，内化为城市的文化共识并传承下去。

罗西设计的圣卡塔尔多公墓，也是对城市纪念物理论的恰当诠释之一。该公墓位于意大利城市摩德纳，其场地东侧为现存的犹太人墓地。罗西延续了东侧墓地的空间结构，通过超长的坡屋顶建筑将整个墓地围合，南北向强烈的轴线感塑造了纪念性的空间序列。中心轴线从入口的方形纪念堂到行列式的纪念碑，直至北侧圆台形的纪念塔，高度逐渐抬升。设计中采用了大量柏拉图式的几何形体，极其抽象的形式描述了死亡所代表的时间凝固和永恒。罗西采用的形式并非现代主义的抽象，而是继承了古典文化的形式原型，使建筑的本质得以呈现。罗西对于城市纪念物的空间处理既没有再现传统建筑文化的样式，也没有采用传统的材料和建造方法，而是通过极简的原型抽象，将人们深藏内心的集体思绪调动出来，召唤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共鸣。

辽东湾城市文化展示馆项目，曾获得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创作金奖，它也体现了我们当时在设计实践中对城市纪念物的一些思考。该项目设计考虑到，建筑基地处于文化核心区多轴线的交汇处，将其定位为城市整体空间中的“纪念物”。以此为契机，通过强化建筑在区域文化空间中的辐射性，凸显建筑对城市文化建构的价值。在形式和空间处理上，建筑对于文化的“物化”着眼于中华文化的宏观层面。通过对中国传统纪念性建筑的解读，借用“天圆地方”的概念，形成“方中嵌圆”的纯粹空间组合，力求塑造一个具有精神内核的城市场所。沿轴线步入建筑方体后，进入的不是实体的空间，而是一个虚空的红筒，一个开敞而具有仪式感的城市中庭。南北方向的开口将视线往更远的轴向延伸，通过“借景”将远处的景致纳入建筑中。人们在“红筒”的坡道中移步换景，体验穿孔板展现出的多样性表现力。这里既是建筑的仪式空间，也是公众聚集的精神家园和文化客厅(题图)。建筑的红色选择则源于对认同性文化的思考。在华人世界，红色具有超过其他色彩的更多文化内涵。同时红色也是辽东湾地域自然景观的抽象——当地特有的“红海滩”地景奇观，从而使它具有独特的地域文化认同。

通过以上对纪念物的一系列探索，建筑被塑造为凝聚文化共识的场所，其本身成了最大的城市文化展示品，成为多层级文化圈层的抽象体现与表征。对建筑空间的体验，也成了文化教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建筑作为文化载体的最佳注解。

作为公共空间的建筑需要具有凝聚集体记忆的空间品质，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下都可以再现永恒的场所意义，甚至超越地域的建筑文化，在更大区域的人群中产生文化的共鸣。原型的“物化”方式需要建筑师具备历史性的视野，挖掘潜藏在文化场域中不变的人文要素，抽取那些代表着集体场所经验的空间原型，渲染出某种特定的场所情感关联，使得城市空间不再只是物质实体的简单组合，而成为有集体记忆的场所。

结 语

如何实现建筑文化的传承与彰显，从建筑师的视角来看，对于建筑文化的“物化”是凝聚文化共识的关键环节。这种“物化”在不同背景下需要以不同的方式实现，在历史建筑中通过原有格局的恢复与梳理使其回归城市生活;在当代建筑中通过院落与园林空间的组织寻找建筑文化的归属感;在公共建筑中通过原型的抽象凝聚集体记忆，获得文化的认同。

人栖居于天地之间，需要空间的庇护，更需要心灵的归属。建筑创作的“物化”过程，实际就是将文化沉淀于物质中，又将文化显现于精神体验，最终创造出满足认同与归属所需家园的过程。

【免责申明】本专题图片均来源于学校官网或互联网，若有侵权请联系400-0815-589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