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原原
书籍是人类思想的结晶，是知识积累和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是文明赓续的重要途径。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延续至今无不得益于经年不断的图书出版活动。伴随着造纸术、印刷术的发明和不断革新，我国的图书出版事业不断发展壮大，及至明代，传统图书出版进入发展的黄金期。据缪咏禾《明代出版史稿》上的统计数据，有明一代，图书出版达3.5万余种，远远超过之前宋元时期的出版量。
雕版印刷在明代逐渐兴盛，既有出版技术进步的原因，也有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原因;既有文人重文崇著、以求不朽的原因，也有明朝廷崇尚文治、重视思想的原因。明朝初期，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广开科举之路，并诏“天下郡县立学”，免“书籍田器税”等，这一政策贯彻整个明代，犹如一方持久有效的催化剂，刺激明代图书出版事业持续繁荣。
明代的图书出版，和前朝大致相同，主要有官刻、家刻和坊刻。
明代官刻事业十分发达，从朝廷内府、国子监到各藩府，再到地方各府、州、县都乐于刻书。据杜信孚《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所载，明代官方图书出版机构近300家。中央刻书机构有20余家，刻书量以内府和国子监为最。内府刻书机构为经厂，刻书数量大概200种，多为皇帝御撰、御注，或命孺臣撰修、皇帝审定的书，也包括习见之书，以及像《十三经》《二十四史》《正统道藏》《藏文大藏经》《永乐南藏》等大部头的图书，仅后三种大藏的版片就达45万余块。明代有南京国子监和北京国子监，二者均出版图书。南京国子监影响较大，共出版图书200余种，北京国子监出版图书80余种。国子监刻书多以前朝遗留下的宋元旧版加以修补印行，新旧不一，有“三朝递修本”“大花脸本”之称。
除了中央刻书，还有地方官刻和藩刻。明代修志之风盛行，地方政府刻书多为志书，形成了“天下藩镇州邑，无不有志”的盛况。据巴兆祥统计，明代编修的地方志共3000余种，是宋元之和的四倍。方志的出版，既满足了当时政治、军事的需要，也有利于传承文教、教化风俗，是研究地方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资料。明代各地藩王的刻本，称为藩刻。据统计，明代藩刻本达500余种，内容涉经学、史学、文学、医学、数学等。藩刻被后世认为是官刻中质量最好的，如嘉靖年间秦藩刻的《史记集解索隐正义》、益藩刻的《论语集注》等。
明代官刻本多为经史典籍、制书和律例，经典多有删改。同时，删改后的经典，文本解释的权威性就有所下降。但是无论什么书只要是科举应试需要，就一定会广泛传播，阅读限于一套既定意识范围。
家刻在明代刻书业中技术高、质量好，贡献尤著，可谓出版界的良心。他们大都拥有丰富的藏书，勇担社会责任，不以经济利益为目的，注重善本且精加校勘，讲究纸墨精良，因而所刻之书质量很高，为明代出版图书之精品。如，苏州袁褧嘉趣堂所刻大字本《六臣注文选》，勘校历时16年之久，足见其态度之审慎;杭州洪楩清平山堂所刻《六十家小说》“校印颇佳”，保存了大量宋元话本。及至明后期，还有吴勉学、胡文焕、毛晋等，其中最著名的当为毛晋。毛晋一生共刻书600余种，包括《十三经注疏》等大部头书，在当时就有“海内争传汲古书”的美誉，足见其书传播之广和受欢迎的程度。高峰时期，毛晋一年出版图书量约7万册，即使有这样的销量，毛氏亦多次变卖数千亩郭田以资刻书，诚然一位忠诚的文化守望者。
在明代出版业中，坊刻规模最大，特别是到了明中晚期，坊刻已超官刻和家刻。从地域分布上看，建阳、杭州、南京、苏州、北京等都是书坊的集中地。其中以建阳最盛，建阳有不少书坊都是历经宋元的百年老店，如郑氏崇文堂、杨氏清江书堂等。坊刻以盈利为目的，以市场为导向，自由度大、活力足、刊刻快、内容丰富，经书、时文选本、医书、文集、尺牍、童蒙读物、小说、戏曲、日用类书等无所不刻。
大规模廉价图书的出版，使得书籍成为较为普及的居家用品，驱动构建了读者相应的阅读习惯、技巧和眼界。发达的书业也重塑了人们对各阶层人士应读书籍的社会期待。如明藏书家李开先所言：“士大夫率喜小说，古人解经之书多阁而不行。”无不反映了受市民阶层欢迎的小说等通俗文学亦成为士大夫的青睐之物。据相关研究者统计，明晚期坊刻通俗小说300余种，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名著;明代版刻杂剧470种，传奇272种。同时插图本、套印本的流行给阅读生活带来了新的维度，图画的视觉冲击，拓展了读者的阅读空间。经济的繁荣，图书的普及，大阅读时代的到来，打开了个体与天下交流的窗口，影响、重塑着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
总的来说，明代的图书出版无论是出版数量上，还是内容的丰富度上，抑或是装帧设计创新上都超过以前各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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