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强调加强党和国家的治理能力建设。为此，有必要系统回顾和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加强能力建设的历史，以史为鉴、开创未来，进一步从新时代的实际出发全面加强党的能力建设。
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能力
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加强能力建设的历史有一个前提，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有没有能力?我们的回答是：中国共产党不仅有能力，而且有强大的能力。
理由是什么?是实践，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一个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民族落后挨打，一步一步成为任人宰割和奴役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于是，民族复兴就成为所有爱国志士的奋斗目标。可是，不论是封建地主阶级的革新派，还是农民领袖;不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谁都没有能力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谁都没有能力把中国人民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一直到抱有满腔救国救民热忱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面貌从此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为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并进一步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前赴后继、艰苦奋斗，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上唯一能够领导这个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并进一步迈向强起来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能力涉及方方面面。主要包括科学决策力、社会动员力、资源配置力、统筹协调力、组织保障力、自我纠错力等各个方面在内的领导能力;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并运用政权力量驾驭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执政能力;运用国家法律和制度，依靠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各方面事务，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事务的国家治理能力。党的领导能力、执政能力、国家治理能力三者之间的关系，大体上是：党的领导能力是党领导国家和社会的总体能力;党的执政能力是党的领导能力在党领导政权方面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能力是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在党依照宪法和法律及其形成的国家制度、依靠人民治理国家和社会能力的集中体现。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执政能力、国家治理能力经受了一场又一场严峻的考验。比如这次全球疫情防控的斗争，对世界各个国家及其执政党都是严峻的挑战和考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执政能力、国家治理能力在这次全球疫情防控的斗争中充分显示出来，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尊敬和点赞。
二、中国共产党能力建设包括整体能力和单体能力建设
研究中国共产党能力建设的历史还有一个前提，必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能力，既是党的整体的能力，也是党的单体包括广大党员、党的各级干部、党的地方和基层组织的能力。
(一)党的能力建设是整体能力的建设，是整个党的能力建设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讲党的执政能力，指的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的党的执政能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任务中，讲的国家治理能力指的主要也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治理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说：“实践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这里讲的领导力，指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的领导能力。它是由党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决定的，集中体现在党的中央领导层的决策和全党对中央决策的贯彻执行上。也就是说，党的能力的大小，就看党的中央领导层制定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及其针对面临的问题作出的决策是否正确，以及作出的决策是否能够有力地得到贯彻执行。“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作为整体的能力建设格外重要，关系到党和国家发展的全局。因此，加强党的能力建设，首先指的就是要加强党作为一个整体的能力建设，主要是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力、社会动员力、资源配置力、统筹协调力、组织保障力、制度运行力，此外还包括全党执行力、自我纠错能力的建设。
一是战略决策力。擅长战略思考、战略决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特点和优点。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首先体现在对党和国家的发展进行战略决策，包括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等。因此，我们讲中国共产党的能力，从根本上说，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决策力。
二是社会动员力。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一个执政党，而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不仅要派出一批批干部去执政，还要通过党自己的组织系统和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系统，动员全党全社会的力量，齐心协力来实现党提出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这种社会动员力是中国共产党能力的重要特点。
三是资源配置力。中国共产党不仅擅长社会动员，而且擅长资源配置。中国共产党在人才资源问题上，坚持广揽英才、凝聚人才，重视发挥人才的长处，使之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中探索出了市场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和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在实践中学会了这种全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形成了新的资源配置力。
四是统筹协调力。中国共产党通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这种新的领导方式，协调同级各级组织，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一国家治理体系，既不同于原来的全能型国家治理体系，又不同于自由放任型或现代威权型国家治理体系，而是一个民主集中型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由此也决定了统筹协调力是中国共产党整体能力的一个重要体现。
五是组织保障力。《中国共产党章程》强调：每一个党员都要编入一个党支部，既接受组织教育，又接受组织监督。健全的组织力从来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优势。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净化政治生态，以政治建设统领组织建设，增强了党的组织性和组织力。这种组织力，既是实现党领导一切的基本保证，更是党的领导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中国共产党能力建设，不能离开对组织保障力的研究。
六是制度运行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本质特征、最大优势。因此，我们讲中国共产党的能力，归根到底讲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运行力。坚持这个制度、运行好这个制度和提升中国共产党的能力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或者说，中国共产党的能力集中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运行力。制度运行得好，能力就强;反之，能力就弱。
需要指出的是，要形成党的整体能力，中国共产党在加强这些能力建设的同时，还要加强“执行力”建设。之所以在加强战略决策力建设的同时，还要加强社会动员力、资源配置力、统筹协调力、组织保障力、制度运行力等各个方面的能力建设，就是为了执行好党的战略决策，以保证我们各个方面的每一项工作都能够落实，都能够做好。
除了以上这几个方面的能力外，根据党的建设经验，要形成党的整体能力建设，还要加强党的自我纠错能力建设。我们强调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制度化，批评与自我批评正常化、制度化，党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所有这些都是自我纠错的重要制度安排。这种自我纠错能力的建设无疑是党的整体能力建设的重要方面。
(二)党的能力建设，同时是党的单体包括党员、党的各级干部、党的地方和基层各级组织的能力建设
党是由全体党员、党的干部、党的各级组织构成的。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最高领导机关所作出的决策既要反映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又要由全体党员、党的干部、党的地方和基层各级组织来贯彻执行，如果党的单体能力不强，党的整体能力就发挥不出来。由此决定了，党的能力建设还要加强党的单体能力包括党员、党的各级干部、党的地方和基层各级组织的能力建设。
党的单体能力建设，最重要的就是广大党员、党的各级干部、党的地方和基层各级组织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的，围绕坚持“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增强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锻造和提升这“八大本领”，是我们今天加强党的能力建设的主攻方向。
一是增强学习本领。就是要锻造和提升广大党员、党的各级干部、党的地方和基层各级组织坚持学习、善于学习，不断提高自身思想政治和业务素养的学习能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和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形势下，我们面临的问题极其复杂，瞬息万变。加上信息化、网络化、数据化飞速发展，知识、信息不断更新，我们的学习任务越来越繁重。党中央提出要建设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会，就是为了全面提高我们的学习能力。
二是增强政治领导本领。就是要锻造和提升广大党员、党的各级干部、党的地方和基层各级组织始终在思想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复杂的形势和舆情下把握正确方向的政治判断力，以及从政治上考虑问题、处理问题的决断力。党中央提出，我们要坚持战略思维、历史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科学制定和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落到实处，就是要在复杂情况下提高我们的政治判断力和决断力。
三是增强改革创新本领。就是要锻造和提升广大党员、党的各级干部、党的地方和基层各级组织保持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解决实际问题的创新能力。历史证明，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同时也告诉我们，由于改革在破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各个环节时，不可避免地要触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推进改革既要有革命精神，又要有领导艺术，要善于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这就需要加强改革创新的能力建设，以求得改革的最大效益并保持社会的稳定。
四是增强科学发展本领。就是要锻造和提升广大党员、党的各级干部、党的地方和基层各级组织从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实际出发，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的能力。由于我们的发展和现代化，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发展和现代化，加上我们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变到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怎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提升我们科学发展的能力，已经成为一门大学问。特别是今天我们面临全球疫情复杂局面，党中央提出要形成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对我们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更需要加强科学发展能力建设。
五是增强依法执政本领。就是要锻造和提升广大党员、党的各级干部、党的地方和基层各级组织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依法处理和解决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并自觉接受法律监督的法治能力。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具有长期人治历史、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来说，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一党长期执政、亟须加强法治意识的国家来说，党中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特别重要。这就更需要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在处理各种社会矛盾时，学会依法治国，增强依法执政的能力。
六是增强群众工作本领。就是要锻造和提升广大党员、党的各级干部、党的地方和基层各级组织密切联系群众，帮助群众解决困难疾苦，并带领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的社会动员组织能力。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党，长期以来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这一根本工作路线，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群众工作经验。但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后，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已经成为我们长期执政的重大障碍。与此同时，社会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新时代的群众在思想认识、利益需求、情感倾向等方面和过去的群众大不相同。新时代怎么增强群众工作的能力成为一门新的学问，需要我们高度重视。
七是增强狠抓落实本领。就是要锻造和提升广大党员、党的各级干部、党的地方和基层各级组织在工作中坚持说实话、谋实事、出实招、求实效，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的科学执行能力。特别是广大基层党员干部和党组织承担着既要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又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布置的任务，这就需要对上对下都坚持实事求是，善于把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布置的任务和本地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相结合，使之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自觉的行动。广大基层党员干部和党组织要努力增强狠抓落实的能力，使自己成为上下沟通的渠道和桥梁。
八是增强驾驭风险本领。就是要锻造和提升广大党员、党的各级干部、党的地方和基层各级组织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临危不惧、沉着应对、化危为机、化被动为主动的危机处置能力。在今天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我们要时刻准备应对可以预料的和难以预料的经济政治等各种挑战风险。在中国复杂的地形地貌和全球气候变化的情况下，我们也要时刻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广大党员、党的干部和党组织既要有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又要有应对突发事件的思想准备和忧患意识。在平时工作中就要制定各种应对危机的预案，一旦发生危机就能临危不乱，采取措施沉着应对。提高驾驭风险的能力，也是加强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
总之，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每一个党员、党的干部和地方基层党组织都要增强这“八大本领”，都要有提升党的领导能力、增强党的执政能力、锻造党的国家治理能力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完成自己肩负的历史重任而不辜负党的重托、不辜负人民的期望。
(三)党的能力建设，是在整体能力建设和单体能力建设对立统一中推进的
深入研究党的能力建设历史，我们注意到党的整体能力建设和单体能力建设之间在理论上、逻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往往不一致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二者在对立统一中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或者说，党的能力建设是在整体能力和单体能力对立统一中健全和提升的。
在党的历史上，尤其在早期，党的整体能力和单体能力常常会发生突出矛盾。比如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调查研究，他在加强党的能力建设包括加强红军指战员的能力建设时，每到一地，总要进行调查研究。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的做法并没有为党的领导层所重视，有人还讥笑他的做法是“狭隘经验论”。又如他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这一独特的革命道路，并最终使全党依靠这条正确的革命道路赢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但在他探索这条道路的时候，同样也遭到党内领导层的反对。在党的六大，就有人指责这一政策“带有农民意识”。特别是1930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用中央决议的形式批判了“乡村包围城市”，指出“争取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但实践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党逐步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和思想，整体能力就得到了提升和加强。
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加强党的能力建设的实质，是要懂得并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内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问题，存在着两条相互联系的历史线索。一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提出者毛泽东的思想萌芽和形成发展的历史线索，另一条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在实践中形成并接受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历史线索。毛泽东的思想认识过程，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认识过程的一个亮点。但是，如果只有毛泽东而没有党的思想认识转变过程，也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这两个过程联系起来，考察毛泽东的主张和思想被全党接受的过程，有四个历史关节点。
一是1929年12月的古田会议。经过中共红四军七大、八大的争论，到红四军九大即“古田会议”，毛泽东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以及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的思想，包括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已经为红四军广大党员和指战员所接受。
二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党在实践中，特别是在经历了北伐战争胜利和大革命失败、土地革命战争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即“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党中央领导层的多数同志和中央红军广大党员和指战员越来越认识到：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实际相结合。
三是1938年10月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经历了1937年“十二月会议”和1938年“三月会议”的“波折”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光辉思想及其范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脱颖而出，中国共产党从党中央到全党的绝大多数同志认识到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是正确的。
四是1945年4月23日到6月1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以及会前进行的延安整风，全党经过历史经验的系统总结，认识到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决定把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党的能力建设历史还告诉我们，在党从幼年时期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整体能力大大得到加强;与此同时，随着党的队伍迅速扩大，新同志越来越多，加强党的能力建设任务越来越聚焦到党的单体能力建设上来。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地方和基层组织的能力建设，直接关系到党的整体能力建设能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变化和新任务的要求，能不能把党建设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能不能成为一个团结的党、胜利的党，最终赢得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为此，党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这一“伟大的工程”。在这个历史大转折过程中，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同志先后发表了《反对自由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文章，党中央通过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了党内要形成“看齐”原则。他说：“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特别是他还指出：“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强调要建立报告制度、健全党委制、完善党委会工作方法。这一切举措，就是要通过加强党的单体能力建设来推进党的整体能力建设。
三、中国共产党各个历史时期的能力建设
回顾和总结党的能力建设历史，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坚持以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来展开;二是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推进，特别是针对党完成中心任务时存在的不足不断加强能力建设。党的能力就其实质而言，是党完成历史任务的能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是一场矢志不渝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持续奋斗的历史进程。因此，能力建设不是在书斋里谋划出来的，而是在持续奋斗的历史实践中锤炼出来的，是在完成各个历史时期中心任务的历史实践中培育出来的。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马克思主义学习和研究方面存在明显的能力不足。尽管在党成立之前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中国传播，尽管党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发起创立的，但这并不等于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能够熟练地用好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武器，更不等于中国共产党幼年时期就能够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有一个完整的统一的认识。因此，党始终抓住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个根本来推进党的能力建设。
比如，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努力培育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党在上海创办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一批马克思主义著作，还通过办学办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各地开设工人夜校以及平民女校等，围绕社会改造的需要，进一步培育党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领导革命的能力。
土地革命时期，党在艰苦的农村环境中领导革命，同样在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1929年11月28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我们望得书报如饥似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他写信给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长的李立三，说：“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能抽暇写信指导尤幸”。1932年4月，红军打下福建漳州，得到一批军事、政治、科学的书，其中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两个策略》和《“左派”幼稚病》。对这些著作，毛泽东不仅自己读，还推荐给彭德怀等同志读。红军长征途中，毛泽东躺在担架上还坚持读书。到达陕北后读了一些苏联的哲学著作，结合中国革命实践写下了包括《实践论》《矛盾论》在内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学习”的任务，指出：“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他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在1939年5月21日举行的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渐渐告罄了。好像一个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再开下去就不成了，再开就一定要进货。我们干部的‘进货’，就是学习本领，这是我们许多干部所迫切需要的。”他说“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学校是“无期大学”，“学校的领导者，就是中央。各地方党部，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都是这个大学的分校”。因此，延安和各个根据地很快兴起学习高潮。特别是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联系党的历史经验学习马克思主义，大大提高了各级领导干部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能力。
解放战争开始后，各解放区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依然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学习，尤其重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1948年4月，为了克服革命队伍中存在的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毛泽东重读了《“左派”幼稚病》。中宣部在1948年6月1日发出毛泽东的指示，要求全党学习《“左派”幼稚病》第二章。1948年11月，中共中央创办的高级党校——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在河北省建屏县(现平山县)李家沟口村开学。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规定干部必读的十二本马列主义著作，即《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党史》《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思想方法论》。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告诫全党：“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
从党成立以来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们党总是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学习，从根本上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同时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展开党的能力建设，不是空对空地喊口号，也不是做论文写报告，根本目的是为了完成各个时期的革命任务。正因此，这个百年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坚持以学习为基础，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不懈加强党的能力建设，带领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一)建党初期和北伐战争时期围绕推进民众运动加强党的能力建设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领导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民众运动。党的能力建设主要围绕民众运动来推进和展开，重点学习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本领。党的二大指出：“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因此，党在1922年和1923年深入工人、农民，用马克思主义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先后发动了香港海员罢工、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开滦煤矿工人罢工、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以及海丰农民减租斗争等。党的三大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后，党在广东革命政府统辖的地区内大力开展工农运动，在上海发动工人开展反英反日大罢工和席卷全国的五卅运动。在北伐战争时期，党在湖南、湖北、江西等地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
与此同时，党努力提升研究中国社会阶级状况的能力。党在领导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实践中，越来越认识到中国社会阶级状况的复杂性，认识到革命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需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和回答，因此，决定创办《向导》杂志，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加强自身的能力建设。党的三大前后，陈独秀、蔡和森、邓中夏等领导人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致力于研究中国各个阶级的状况，研究共产党对各个阶级应该采取的政策，研究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这个时期发表的文章和党成立前后发表的文章有很大的不同。那时主要是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现在主要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解释党的政治主张，分析和研究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这个时候毛泽东脱颖而出。党的三大时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协助陈独秀委员长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不久，按照国共合作的精神回到湖南去组建国民党，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两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925年9月中旬，他到广州参与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后担任国民党宣传部代理部长。这时他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等研究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文章。他还以《中国各地农民运动状况》为题，给出席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召开的农民问题讨论会作报告。特别是他1927年1月4日从湖南长沙启程到湖南农村考察农民运动，历时三十五天，写出考察报告给中共中央。这篇受到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热烈欢迎的报告，却遭到陈独秀等人的反对。但当时兼管中央宣传部的中共中央局委员瞿秋白决定，把这篇报告以《湖南农民革命》为书名在汉口长江书店出版，并亲自作序号召“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让人们意想不到的是，1927年5月27日和1927年6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的俄文版和英文版先后以《湖南的农民运动(报告)》为题，转载了《向导》周报刊载的这篇报告。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当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扩大会议上说，这篇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曾经讲过这次考察是如何改变自己思想的。他说：“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在延安时期，他在《关于农村调查》中，也说到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可以“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毛泽东在这里概括的“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可以说是这一时期党加强能力建设的集中概括。
(二)土地革命时期围绕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加强党的能力建设
大革命由于蒋介石的背叛遭到了失败，中国共产党被迫拿起枪杆子，开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历史。毛泽东在党的八七会议上说：“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从民众运动转向武装斗争。党的能力建设，也就转向学习和领导武装斗争这一新任务上来。
这个时期，党不仅实现了从民众运动到武装斗争的战略转变，还经历了从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斗争到以农村为中心的武装斗争的战略转变。党在领导武装斗争中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这一独特的中国革命道路。在研究党的能力建设历史时，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找到这条革命道路的，或者说找到这条道路靠的是什么?与此相联系的第二个问题是，在探索这条革命道路过程中贡献最大的是毛泽东，那么，毛泽东是怎么找到这条中国革命道路的?
其一，“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来自广泛的农村调查。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讲到农民做了十四件大事，第五件就是“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中国乡村的地主有武装，这一点决定了党在领导人民革命的时候，不能赤手空拳，必须建立人民武装。他在主持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根据调查获得的认识，提出要“切实研究农民土地问题，农民政权问题，农民武装问题”，而这三个问题正是后来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三个基本条件。他在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规约中明确写道：“为将来发展农民武装起见，所以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不接受这种严格的军事训练，便是对革命没有诚意”。后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等许多场合都强调党要“保存武力”。正是有这样的思想认识，所以他在八七会议上能够尖锐地指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其二，“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来自对多方群众的调查。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受命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传达会议精神，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在投入实际工作前，趁送家属回板仓村老家的机会，他在杨开慧家里邀请五位农民、一位篾匠和一位小学教师，开了两天调查会，了解到当地农民要求全盘解决土地问题的想法。回长沙城后，他又征询由湘潭韶山来省城的五位农民的意见。经过多方会商，拟出数条土地纲领，包括“没收一切土地”等。调查的另一个结果，是了解到国民党军队残酷镇压工农群众，群众对他们的看法已经完全改变了。他在给中央的信中说：“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这些新认识都是毛泽东从实地调查中获得的。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按计划实施了。起义前已经把来自原国民革命军、工农义勇队、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矿警队等武装力量统一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秋收起义第一次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子，即工农革命军的旗子。
其三，带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来自调查收集各方面信息。秋收起义部队以攻打长沙为目标，但在国民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反攻下遭受严重损失。毛泽东当机立断，改变原有部署，下令各路起义部队停止进攻，退至湖南浏阳文家市集中。1927年9月19日晚，毛泽东在湖南省文家市一所学校主持召开有师、团负责人参加的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工农革命军到哪里落脚等今后行动的方向问题。在部队向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行进的路上，秋收起义前第三团派去同江西省委联系的文书宋任穷，给毛泽东送来了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的信件，说在罗霄山脉中段的宁冈有我们党的武装，有几十支枪。1927年9月26日打下莲花县城后，毛泽东立即召开当地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了解当地和永新、宁冈等地的情况。1927年9月29日，工农革命军抵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在这里休整了五天，同时对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毛泽东在这里接待了前来接头的中共宁冈县委负责人龙超清和袁文才的代表陈慕平。1927年10月3日，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离开三湾到达宁冈县古城。在这里，毛泽东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着重研究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落脚点和开展游击战争问题，认为井冈山是工农革命军理想的落脚点。1927年10月27日，工农革命军抵达江西茨坪，创建了中国革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之所以带领秋收起义队伍上井冈山，显然得益于他重视调查研究，多方收集有价值的信息。
其四，搞清楚农村阶级状况并制定正确的土地改革路线，来自深入的农村调查。秋收起义队伍上井冈山不久，毛泽东就对江西宁冈、永新两县的政治经济状况进行深入调查，写成《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两个报告。可惜的是，这两个报告都在战争中丢失了。毛泽东说过：“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正是这些调查报告，为毛泽东制定正确的土地改革政策进而巩固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可靠的基础。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注意到土地革命时期，党在加强能力建设的过程中，既要在战争中学会战争，又要在农村这一全新的环境中学会调查研究，开辟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三)抗日战争时期围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敌后游击战争加强党的能力建设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国共两党第二次“握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由局部抗战进入全民族抗战。为赢得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和党中央作出两个重大决策：一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保持独立自主，避免重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错误;二是在敌强我弱的战略态势下，要把在一般战争中处于辅助地位的游击战争上升到战略地位上来。
然而，在贯彻这一方针和战略的时候发生了波折。1937年11月29日，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从莫斯科到达延安。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在党史上被称为“十二月会议”。1938年2月27日到3月1日又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被称为“三月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上，王明批评毛泽东提出的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保持独立自主的观点和游击战思想。由于王明头上有一顶“共产国际”的桂冠，许多人认为前一段执行中央的方针犯了错误，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几次发言努力阐明自己的观点，回答王明的指责。后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谈到“十二月会议”，指出：“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在延安整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还讲过：“十二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欺骗，作了自我批评，以为自己错了。”“而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
“三月会议”结束后，党中央决定派任弼时前往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抗战以来的国内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状况、党的状况以及八路军的作战情况，包括国共合作以来的特点、困难和阻碍。季米特洛夫从任弼时详尽、生动和具体的报告中，对中国抗战的形势和中共中央的实际情况有了比较真切的了解。他指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然后，他决定让任弼时留下来，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回国。1938年七八月间，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新指示回到延安。1938年9月29日，具有重大意义的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开幕。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全会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长篇政治报告。在报告第七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毛泽东以我们党长期以来反对教条主义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六届六中全会前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错误为鉴戒，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极其重要的思想。六届六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历史地位，意味着毛泽东的思想以这次会议为标志已经完全为党中央所接受，成为在党内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这以后，中共中央围绕统一战线和游击战争加强了党的能力建设，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
(四)解放战争时期围绕“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加强党的能力建设
从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革命经历了重庆谈判、自卫战争到解放战争等一系列曲折的发展历程。以1947年10月10日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为标志，中国革命转入夺取全国政权的新阶段。中国共产党的能力建设，也提升到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毛泽东和党中央加强了从全局高度研判形势的能力，并且从提出“两个觉悟”开始，不断提升全党对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的认识，提升坚持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工作的能力，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
“两个觉悟”是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闭幕会上所作的《愚公移山》讲话中提出的。他说：“大会闭幕以后，很多同志将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将要分赴各个战场。同志们到各地去，要宣传大会的路线，并经过全党同志向人民作广泛的解释。”“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为此，他提出“两个觉悟”，“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为了说明为什么要有这“两个觉悟”，讲了愚公移山的故事。他说：愚公下决心移山这件事感动了上帝，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接着说“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在党代会讲故事，这是毛泽东的首创。他讲故事是要告诉大家，要赢得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不仅要有共产党人的“觉悟”，还要有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他倡导的“愚公移山”精神，就是共产党人要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去感动“上帝”即广大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夺取中国革命最后胜利的精神。
1945年8月13日，他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再次提出“除了我们的觉悟，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问题以外，还有一个人民群众的觉悟问题”。他说，当着人民还不觉悟的时候，“就是说明我们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还做得很不够。人民的觉悟不是容易的，要去掉人民脑子中的错误思想，需要我们做很多切切实实的工作。对于中国人民脑子中的落后的东西，我们要去扫除，就像用扫帚打扫房子一样。从来没有不经过打扫而自动去掉的灰尘。我们要在人民群众中间，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使人民认识到中国的真实情况和动向，对于自己的力量具备信心” 。中国共产党以“两个觉悟”为“行动向导”，为把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作出了一系列历史性的决策，采取了一系列大得人心的措施。
与此同时，毛泽东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指出“党和群众的关系的问题，应当是：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的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加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加以改正。”他说，坚持群众路线并不是“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要“既反对命令主义、又反对尾巴主义”，而不能“迁就群众中的错误意见”，甚至“否定了党的领导作用，助长了尾巴主义”。他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
毛泽东强调的群众路线是和统一战线工作紧密联系的。特别是在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战场取得优势的背景下，党中央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意味着夺取全国政权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为了夺取全国政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明确提出我们要通过统一战线来建立新政权。毛泽东对于当年在晋绥土地改革中出现的“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这个“左”倾口号明确表示反对。他指出：“在乡村，是雇农、贫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联合一道，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单独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在全国，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般公务人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因此，他用了很大的精力研究统一战线和党的政策。他甚至说，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这个可能性完全有，在理论上不是不存在的。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为此，他提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一重要论断。
中共中央在1948年4月30日发表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集中体现毛泽东关于通过统一战线建国的大思路。“五一口号”比《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更进一步提出了夺取全国政权的三大步骤：一是“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二是“召集人民代表大会”;三是“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民主力量的代表，作为一个长期为民主而奋斗的党，在战场上取得决定性优势的时候并没有凭借枪杆子的力量独霸政权，而是完全顺应民心，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一起，采取民主的方式，共同来建立新中国。因此，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就从香港发出电报，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主张，“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在解放战争和建立新中国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以提高“两个觉悟”为抓手，坚持和完善党的群众路线，加强能力建设。一方面，把群众路线贯穿武装斗争实践，提升了领导人民战争的能力;另一方面，把群众路线贯穿统一战线实践，创造了协商民主这种新型的民主形式。要问新中国是怎么建立的，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在人民群众的武装斗争中推翻旧政权，在各个阶级各个阶层人民的协商民主中建立了新政权。
(五)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围绕社会主义改造加强党的能力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进入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短短七年时间就完成了土地改革等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社会主义在世界东方的大突破。这一时期，党着重加强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统筹兼顾的能力、分阶段多形式推进社会主义改造的能力、建立和巩固人民当家作主政权的能力。
一是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城市中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让国内外一切敌对势力和许多人感到惊讶的是，中国共产党不仅会打仗，而且会搞建设。短短三年时间就完成土地改革等任务，恢复了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党还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1951年春，中央财经委员会着手制定国民经济建设的计划。1955年3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原则通过五年计划草案。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以“一五”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为标志，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国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是统筹兼顾的能力。要处理好新中国成立后错综复杂的矛盾和问题，毛泽东强调学会“统筹兼顾”的方法。在经济政策上，要贯彻好“四面八方”政策。毛泽东说：“什么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是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1950年6月6日，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在《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中指出，要“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他还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重要讲话，鲜明地指出“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可以说，学会统筹兼顾的本领，是新中国能够一步一步克服困难并领导人民群众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本领。
三是分阶段多形式推进社会主义改造的能力。比如，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年到1952年土地改革期间，按照自愿和互利原则，主要发展带有某些社会主义萌芽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第二阶段是1953年到1955年上半年，在发展互助组基础上大力发展带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三阶段是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底，号召农民进一步联合起来，组织合作社特别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其间也有不足，就是“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在自愿和互利的原则下，走合作化的道路。但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相比有自己的特点，初级形式是“手工业生产小组”，即从供销方面把手工业劳动者组织起来;中级形式是“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即不仅在供销方面把手工业劳动者组织起来，而且统一承揽加工订货、部分生产集中进行，还在业务经营中用积累购置公有生产工具;高级形式是“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即主要生产资料完全归社员所有，实行按劳分配。到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仅使面广量大的个体经济转变为集体经济，而且对于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起到了促进作用。
又比如在改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方面，党领导人民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采用和平赎买政策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把合理调整城市工商业作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重要条件之一提出来后，我们通过政府和国营经济对私营工业加工订货、收购包销等措施，不仅帮助私营企业渡过了难关，对恢复私营工业生产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同时加强了私营企业同人民政府和国营经济的联系，把私营企业一步步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鉴于一些私营企业出现资金困难，政府就出资注入企业成为公股，形成公私合营这样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这种形式后来逐步完善，从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发展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把资本主义企业转变为公私合营企业。毛泽东总结了这些成功的实践经验，在1953年指出：“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极大地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
四是建立和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的能力。1952年11月间，中共中央提议着手准备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对此，有些民主党派人士担心经过普选人民代表会把民主党派选下去。毛泽东说：“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仍将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统一战线的政府，它是对全国人民都有利的。”事实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非常注意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所占比例及对他们的安排。1954年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后，党中央作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决定：人民政协不再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但还要继续保留，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按照毛泽东当年的思路，选举是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要坚持和完善;同时也要解决选举过程中发生的少数人的权利怎么样实现的问题。他的主张是，选上人民代表的可以到人民代表大会中去行使民主权利，没有当人民代表的可以在人民政协行使民主权利。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实行的是协商民主。后来这就逐步形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同时套开的“两会”制度。这里所体现的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可以说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最为突出的特点。
(六)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围绕“第二次结合”加强党的能力建设
鉴于民主革命时期经历过那么多的风风雨雨，毛泽东曾经希望建设社会主义能够少走些弯路。但是，实践告诉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更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全新事业，依然要进行创造性的艰辛探索。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提出“第二次结合”的重要思想。1956年4月，他在讨论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时指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
“第二次结合”的重点是要找到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们在实践中已经感到苏联有些经验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这是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起点。
从1956年至1976年长达二十年的艰辛探索中，我们既取得了巨大历史成就，又由于复杂的主客观原因包括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发生过重大失误。成就主要是指理论上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主张，实践上初步开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特别是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社会主义工业化取得重大进展。失误主要是在探索中出现过像“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那样的错误，特别是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长达十年之久的内乱。但是，这一切，不论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和巨大成就，还是经历的严重曲折和重大失误，都是中国共产党在建设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过程中积累的珍贵财富，为我们后来在改革开放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七)改革开放新时期围绕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加强党的能力建设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经过拨乱反正，中国共产党开启了全面改革新征程。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说，“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重新学习。那一次我们学得不坏，进城以后，很快恢复了经济，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这些年来，应当承认学得不好。主要的精力放到政治运动上去了，建设的本领没有学好，建设没有上去，政治也发生了严重的曲折。现在要搞现代化建设，就更加不懂了。所以，全党必须再重新进行一次学习。”“学习什么?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当前大多数干部还要着重抓紧三个方面的学习：一个是学经济学，一个是学科学技术，一个是学管理。学习好，才可能领导好高速度、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他要求大家“从实践中学，从书本上学，从自己和人家的经验教训中学”。概括起来，是一个“根本”、两个“三学”。正是在这样的学习中，1982年9月1日，邓小平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了要“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伟大实践中，我们“摸着石头过河”，边探索边总结，加强党的能力建设。历史进程是丰富多彩的，从表面现象来看似乎是无序的，但任何一个成功的实践背后都有合乎规律性的逻辑在起作用。我们的任务，就是尊重客观实践的历史进程，找出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历史进程中的实践逻辑;我们的能力，就是尊重客观实践的历史进程，找出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历史进程中的实践逻辑的能力。这个“能力”，就是实事求是的能力，就是从实际出发“求是”的能力。
第一步，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总结历史经验。当时，大家最关心、争论最大的问题是，既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又要坚持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我们党十分智慧地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解决了这一难题，完成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第二步，是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面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历史问题决议虽然解决了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问题的认识，但是对于领导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大业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更重要的是按照“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认识中国的国情，认识当代中国所处的时代。经过十一届四中全会、十一届六中全会，到党的十三大，党中央强调指出我国现在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认识相联系，还解决了三个重大问题：一是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二是基本路线问题;三是确定“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以后又提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与此同时，邓小平指出，世界范围新科技革命正在日新月异发展，国际形势也正在朝着和平的方向发展，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的问题。由此，党中央正式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这两个论断，一个解决了怎么认识中国国情的问题，一个解决了怎么认识中国所处国际环境的问题。总起来看，解决了怎么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问题，为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步、第四步，就是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进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对外开放中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并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的进程中走上了和平发展道路。
以上这些前后相衔接的历史节点，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提升实事求是能力进程中推进改革开放的各个逻辑环节。正是在这样的大逻辑下，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让国家和人民走上了“富起来”的光明大道。
通过回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加强能力建设的历史，我们注意到在党的能力建设问题上，最基本的经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最基本的能力，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也就是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四、对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启示
今天，我们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既有机遇又有挑战，对于领导着十四亿多人国家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此时此刻，一个重要的任务：全面增强执政本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摆到了我们的面前。围绕这个重大问题，有三个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提升认识。
(一)要认识到我们的本领和能力同国内外大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动的形势还不是完全适应
如果把今天的中国和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四十年前的中国相比较，不难发现一切都在变，尤其是生产力大变动，包括产业结构、劳动力结构、消费结构、市场结构等等，一个个的大变动令人目不暇接。由此可见，“全面增强执政本领”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实实在在的学习和考试，是实实在在的新任务。进一步考察这一系列大变动中的主体，考察我们党，考察党的各级干部，考察人民群众，我们的本领和能力同正在发生深刻变动的客体及提出的种种“需要”，还真的不很适应。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要求建设“五大能力”，包括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这个问题今天依然是制约我们工作的大问题，是要下大气力解决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尖锐地指出，我们现在存在“本领不足、本领恐慌、本领落后”的问题，告诫我们要清醒认识“能力不足”是我们面临的一大危险。他说，在党内相当一个范围里，存在着“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的状况，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本领、能力相联系的，还有素质问题。素质不高，影响本领和能力的发挥。总体来看，我们进入信息化时代，沐浴在数字化、互联网的阳光下。但是，我们的信息化不是在工业化基础上实现的，至今我们还在艰辛地为实现工业化而奋斗。因此，许多人有信息社会的本领和能力，但缺少工业化养成的素质，包括工业化必备的纪律观念、时间观念、技术观念、协作观念、精细意识和工匠精神等，这就影响了本领和能力的发挥。在这个意义上说，全面增强执政本领，还要全面提升我们自己的素质和能力。
(二)要认识到加强党的治理能力建设关系到能不能发挥我们制度的优越性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本领和能力建设，尤其高度重视国家治理能力建设。他深刻地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力这三者关系的界定，我们看到国家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制度、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这是因为，制度也好，国家治理体系也好，都是要靠人来执行的，都是要靠具有现代化治理能力的人来执行的。没有人来执行的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只是一纸空文;没有现代化治理能力的人来执行的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再好的制度和治理体系都不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强调人的因素是决定性因素，后来我们强调制度因素是根本性因素。人的因素和制度因素怎么有机地结合起来是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也是学术界长期争论的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关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解决人的因素和制度因素有机统一的新思路。这就是更新对“制度”的认识，把人的因素纳入制度因素之中，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治理国家，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的。然而，制度不只是一整套规则及其运行程序，还包括这一整套规则及运行程序的执行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执行力、治理能力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果没有治理能力建设，再好的制度，再好的国家治理体系，都只是一纸空文。因此，他明确指出：“要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设，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水平。”他说：“只有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尽快把我们各级干部、各方面管理者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工作本领都提高起来，尽快把党和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的工作能力都提高起来，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更加有效运转。”他还说，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他注意到，我们从决策、立法到执行，往往起步很好，但在执行过程中就差“最后一公里”，引起群众不满，甚至影响了人们对我们制度优越性的认同。
(三)要认识到提高党的现代化治理能力，增强党的执政本领，是我们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必然要求和基本的治国之道
在我们要建构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党的全面领导是一种全新的领导体制。它不同于过去那种以高度集权的方式对政权、市场、社会实行“包办一切”的领导。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课题。为此，我们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六大领导原则。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共产党是作为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来领导的，执行的是人民的意志。这种“全面领导”的权力来自人民的授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既要懂得“权为民所赋”，更要坚持“权为民所用”。二要坚持实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党的领导，归根到底是要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如果人们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深化了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也就是说，我国的人民民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还有完整的参与实践。党领导人民建立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民主协商在内的全过程的民主制度，并使人民广泛享有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能够得到有效保障。三要坚持以法治为基础。党中央之所以把“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作为“姊妹篇”来对待，就是认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应该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紧密结合、内在统一的。包括中国共产党自身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仅领导行为上要“依法”，对领导及其行为的监督也要“依法”。换言之，全面领导就是全面依法领导。四要坚持以德治为保障。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一再强调“依法治国”要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尤其要在全党首先在领导干部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法治”和“德治”结合起来。可以这样说，领导的权力越大，对领导干部的道德约束也要越大，这样才能确保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五要坚持以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为运行机制。历史告诉我们，党委包办一切的领导是错误的，削弱甚至放弃党的领导也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的党委在同级机构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原则和领导机制，是我们既可以对政权、市场、社会实行全面领导，而又不走过去“包办一切”领导体制老路的最佳选择。六要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来保证正确方向。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伟大革命精神的党，今天不仅要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还要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自觉地革自己身上污泥浊水的“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自我革命”思想，是确保党在实行全面领导时防止公权私用等腐败现象的蔓延、始终坚持正确用权方向的有力举措。
综上所述，我们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时，只有努力加强党的领导能力、执政能力、国家治理能力建设，才能有效地实施党对国家和经济社会的全面领导，实现党肩负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作者系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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