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胜利85周年 重温那些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故事

编者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情讲述长征故事，强调“今天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就是从长征中走出来的”“我们世世代代都要牢记伟大长征精神、学习伟大长征精神、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值此红军长征胜利85周年之际，让我们重温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这一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中的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长征路上，抱定必胜信念，战胜重大风险挑战，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

(图片来源：《百年历程中的伟大精神：长征精神》)

方志敏：“朋友!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

方志敏、刘畴西率领部队一路北上，在到达黄山北麓太平县谭家桥时与敌军遭遇。年轻骁勇的红十九师师长寻淮洲身负重伤，不久壮烈牺牲，年仅22岁。军团政治委员乐少华、政治部主任刘英等8名师以上干部都相继负伤，从而影响了红十军团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情绪。

敌军分三路围追堵截，红十军团艰苦转战，部队减员达三分之一以上，不得不回师闽浙赣根据地。这时已经是1935年1月，正值寒冬，红军官兵仍穿着夹衣。蒋介石集中近20万兵力，在赣东北设下层层埋伏，对红军形成包围之势。

敌军组成多路“搜剿”队，纵横穿插，把红十军团主力分割成数段。红军经过长途行军作战，十分疲劳，陷入敌重围之后，弹尽粮绝，伤亡不断增加，又遇到天气骤变，雨雪交加，许多指战员几天粒米未进，仅以草根树皮充饥。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们仍顽强战斗，同敌人血战到底。敌人野蛮残忍，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把能搜出来的粮食全部彻底烧掉。由于山高林密，不便搜索，敌人就放火烧山，有些走不动的红军伤病员被活活烧死。最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只有一小部分同志突出重围，至1月下旬大部分壮烈牺牲。军团主要领导人刘畴西、方志敏先后不幸被捕。

面对敌人的严刑和各种诱降，方志敏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他在狱中写下《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可爱的中国》《清贫》等不朽名篇，满怀激情地讴歌祖国的伟大和美丽，痛切地诉说人民所受的蹂躏和屈辱，表达以鲜血和生命拯救祖国的决心。

“朋友!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

“不错，目前的中国，固然是江山破碎，国弊民穷，但谁能断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不，决不会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的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了。”

方志敏说：“我是一个黑暗的憎恶者，我是一个光明的渴求者。”“我真诚的爱我阶级兄弟，爱我们的党，爱我中华民族。”面对敌人的屠刀，他在英勇就义前大义凛然地宣誓：“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方志敏、刘畴西等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敌人黔驴技穷，无计可施，蒋介石只好下令“秘密处死”。1935年8月6日凌晨，方志敏和刘畴西在南昌城北下沙窝的秘密刑场英勇就义，方志敏年仅36岁，刘畴西年仅38岁。

从血战湘江到翻越老山界，34师师长陈树湘受伤被俘后绞肠壮烈牺牲

从11月28日到30日，红军以惨重代价，终于保住了向湘江前进的通道，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及直属机关得以通过湘江。

红五军团担任总后卫，该军团第三十四师转战于灌阳、道县一带，最后弹尽粮绝，全军覆没。师长陈树湘身负重任，不幸被俘。敌人听说抓到红军师长，高兴得发了狂，抬着他去向上级邀功领赏。陈树湘乘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了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

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是长征以来最紧张最激烈的一次战斗。广大红军指战员虽英勇奋战，但由于“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指挥，使红军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湘江一仗，宣告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指导的破产。血的事实使大家认识到，只有结束“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红军才能取得主动，长征才能取得胜利。

红军渡过湘江以后，部队疲劳，序列不整，军委决定在西延休整一两天，然后再按照原定计划前进。此时的蒋介石计划将红军歼灭于湘江以西，防止红军进入贵州与红四方面军及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为此，蒋介石划分了湘、桂、黔三省的守备区域。

在上述情况下，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仍然决定继续西进，北出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于是，红军进入桂北越城岭(土名老山界)山区。

陆定一撰写的《老山界》一文描述了红军长征中翻越第一座高山的情景，通篇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满天是星光，火把也亮起来了。从山脚向上望，只见火把排成许多之字形，一直到天上与星光连接起来，分不出是火把的火光还是星光。这真是我平生未见的奇观!

大家都知道这座山是怎样的陡了，不由得浑身紧张，前后发起喊来，助一把力，好快些把山上完!

“上去啊!”

“不要掉队啊!”

“不要落后做乌龟啊!”

一个人的喊声：“我们上天了!”

大家听了笑得哈哈的。

在“之字拐”的路上一步步上去。向上看，火把在头顶上一点点排到天空，向下看，简直是绝壁，火把照着人的脸，就在脚底下。

……不可逾越的老山界，被我们这样笨重的队伍所战胜了。

正如陆定一所说，以后“当我们走过了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之后，老山界的困难，比起这些地方来，已是微乎其微，不足道的了”。确实，老山界与后来长征中的万水千山相比，翻越过程中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可为什么那么多老红军在回忆录中都谈到了老山界，都对翻越老山界刻骨铭心?

事实上，红军翻越老山界时遇到的困难是双重的，有自然险境的阻挡，还有当时低落的心情。当时正值红军遭遇湘江失利，人员损失过半，许多人对革命的前途感到困惑与迷茫。下一步红军向何处去?成为红军指战员最关心和最担忧的问题。

当时毛泽东的词中“惊回首，离天三尺三”一句，一谓山之高，二谓危机之严重。但红军毕竟从这个“离天三尺三”的缝隙中闯了过来，这预示着中国革命将迎来光明的坦途。

由此我们似乎可以理解了，为什么老红军对翻越老山界刻骨铭心。翻越老山界这座高山，红军将士不仅振奋了士气，而且对革命的前途问题，也开始有了一个逐步清晰和正确的思路。

遵义会议的召开

1月15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位于遵义城中军阀柏辉章的公馆里举行。这是当时遵义城内最好的建筑，北面主楼上有一小客厅，可容纳20余人。会场就设在这间客厅里。当天，天花板上吊着一盏煤油灯，中间放着长方形的桌子，20把椅子摆成了一个半圆形，客厅里烧着一盆驱寒的炭火。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党中央负责人博古主持。

会议一共开了3天，气氛紧张激烈，发言的声音很高，每天总是开到半夜才休会。最后，会议作出了下列重要决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委托政治局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去讨论;政治局常委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此后，在红军转战途中，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3月4日，中革军委在第二次进驻遵义后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其后，鉴于作战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需要集中，毛泽东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在战争环境中，这是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举行的遵义会议，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对多年来党的工作中所有重大问题取得一致的正确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因此，会议决议只是一般地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没有探讨造成军事指挥错误的深刻的政治原因。但是，遵义会议明确回答了红军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指出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同时改变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而这些成果，又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取得的。

邓小平曾说：“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

长征途中，党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是我们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最重要的保证。

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

会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跳出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

为了配合中央红军作战，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3月下旬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实际开始了长征(也有认为红四方面军长征从5月开始)。

5月下旬，中央红军向川西北挺进。6月中旬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会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但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方针，坚持南下。中共中央多次催促、劝说无果。9月9日，张国焘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中共中央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今高吉)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决定将北上红军改称陕甘支队。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从河南罗山县出发开始长征。1935年9月15日，红二十五军到达陕西延川永平镇(今永坪)。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红军陕甘支队(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西吴起镇。

红四方面军南下后，转战于川康地区。1936年7月上旬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在此期间，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率领下不畏艰险，英勇奋战，并与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任弼时、贺龙等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团的到来进一步加强了红军团结北上的力量。10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红二、红六军团在完成策应中央红军的任务后，又面临国民党军130个团的重兵“围剿”。1935年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主动撤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由湖南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开始长征。

1936年7月2日，红二、红六军团到达川西北的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7月5日，红二、红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编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7月上旬，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10月下旬，红二方面军到达甘肃隆德西北的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以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地区会师为标志，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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