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其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首次提出，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要求，将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具有重大理论创新意义。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相遇”，绝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有其深邃的原因，是由更深层次的文化因素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相遇”，绝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有其深邃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不可能诞生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就不可能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深化和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不能不面临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应该说，在这方面，我们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可供总结并借鉴。
马克思曾经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功传播和实践，充分地证明了这一论断。但从深层次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选择的结果。换言之，一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从另一方面看，同时也是一部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外来学说的接受史。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思考人类历史，是以“世界历史”为对象的，它并不仅仅局限于西欧各国，而是涵盖东方包括中国。可以说，马克思有一个“全球史”观的宏阔视野。唯物史观认为，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溢出”了狭隘的国家范围，外化为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支配与被支配的奴役关系。“世界历史”的崛起，使革命的重心由西方转移到了东方。这正是中国革命的必然诉求何以提出的特定历史语境，也是中国之所以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历史缘由。
中国革命的实践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西方各式各样的学说和理论在五四时期都曾传入中国，在中国的思想舞台上竞相出场，但最后只有马克思主义胜出，这绝不是偶然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指明了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和目标，而且“接地气”，是一种能够在实践层面上进入“上手状态”的学说。1920年11月，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曾说：“兄弟对于中国改良的方法，暂不主张社会主义。当开发中国财源，以为现时应该从教育入手，应该从平民教育入手，把人民知识增高。到那个时候，再采用社会主义。”说白了就是“教育救国”。对此，毛泽东当时在给蔡和森的信中谈到罗素主张时批评说：“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因为“事实是当前的，是不能消灭的，是知了就要行的。”马克思主义恰恰没有这种局限性，因为它追求“理论的彻底性”，而这种彻底性在马克思那里，就表现为“实践能力的明证”。这一“明证”首先在俄国“十月革命”那里得到了表达。这无疑构成中国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契机。
恩格斯曾说过：“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所谓“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也就是基本的国情;而这些“条件”又必然植根于深厚的文化土壤，毋宁说它就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孕育而成的。尽管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革命具有指导作用，但倘若离开了对于中国国情及其文化背景的正视和尊重，这种作用就不可能发挥出来。邓小平曾指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走自己的路，也就是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因为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所特有的国情，既决定了我们必须选择马克思主义，也决定了我们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必须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忽视了中国国情和中国具体实际，马克思主义即使来到中国，也会水土不服，很难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和结果。毛泽东当年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就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问题在于，中国国情和中国具体实际的独特性，除了特殊的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之外，还是由更深层的文化所决定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首先是实践选择的结果，但它的背后还是文化的选择。
马克思主义经过“中国话”的诠释和发挥，实现本土化和民族化，成为融入中国实践的“活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倘若不经过“中国化”的过程，就不可能真正地来到中国，变成扎根中国土壤并在中国大地上开花结果的“活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语)。毛泽东当年肯定这种“活的马克思主义”，反对并拒绝那种“死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脱离中国国情、没有内在地融入中国文化和中国实践的、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这种“活的马克思主义”，是立足于中国大地和土壤解读出来的，并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中实践着的马克思主义。这里的“中国性”怎么才能得以体现出来呢?它归根到底有赖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
毛泽东曾强调说，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恰当的态度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与此相反，“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使中国革命和建设深受其害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他特别注重使马克思主义获得民族形式，例如他尖锐地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说到底，就是要让马克思主义“说汉语”“讲中国话”。这显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所谓“民族形式”，不仅仅是指外在的形式，它本身就已经触及内容本身了。离开了对于炎黄子孙所分享的中国传统文化这一遗产的继承和弘扬，“民族形式”将会失去着落，就只能剩下空洞的、抽象的外观。正是民族形式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决定了我们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与中国及中国性无涉的抽象的马克思主义。
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需要经过马克思主义的“中介”，从而得以辩证地“扬弃”，亦即毛泽东所说的“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功融合，正是两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得以展开的过程。在这个方面，可以说毛泽东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例如，毛泽东的重要哲学著作《实践论》就以“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作为副标题，其中“知和行的关系”显然是中国本土化的措辞，它被用来诠释或翻译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还有，对于唯物辩证法所谓的对立统一规律，毛泽东通常也用“矛盾”或“一分为二”等中国式的措辞来概括和表述。这些无疑都是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唯其如此，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扎下根，并开花结果。这个过程，实质上也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有机融合的过程。
再比如，毛泽东对《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所谓的“实事求是”，作了创造性的解释，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一经马克思主义内涵的赋义，“实事求是”的原有意蕴便得到了真正的升华，变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立场的中国式表达。其结果是：一方面使中国古典文化现代化了，另一方面也使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了。“实事求是”早已成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最为简明而经典的表述。可以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真正做到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使我们固有的优秀传统文化和外来的先进文化，都聚焦到了一个点上，那就是中国革命、中国建设或中国改革的“此在”性，坚决反对那种脱离现实的空洞和抽象。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了马克思主义的“过滤”和“筛选”，得到了扬弃和升华，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契机。如此一来，马克思主义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和因子激活了，使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勃勃生机，充满活力，真正活在了当代中国人的观念和实践之中。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过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解释学背景的诠释和发挥，实现了本土化和民族化，从而成为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沃土之中的“活的马克思主义”。毋宁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这种“互化”或曰“双重扬弃”，正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成就。
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从实质上看，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文化原型上的契合关系。这种关系的具体表现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大概包括这样几个方面。首先，中国文化固有的“天人合一”观念，强调人道顺应天道。这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自然界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及其统一，具有某种可通约性。其次，中国文化格外注重“践履”和“习行”，这种实践品格的凸显，构成一大特色。这与马克思主张“实践的唯物主义”立场，把实践作为自己的哲学的原初范畴加以确认，也有着明显的一致性。再次，中国文化强调“知行合一”，反对脱离实际的空洞和玄虚之论，此所谓“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这与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立场，也不无相合之处。最后，中国文化的“大同理想”规定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和愿景，这一理想内蕴着“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观念。这与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那种以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矛盾为目的的共产主义理想，同样存有某种类似之处。正是这种文化原型层面上的一致和契合，从根本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会通的可能性。
历史的事实充分表明，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才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真正弘扬者、继承者，因为我们对传统文化采取的是批判地继承的辩证态度，这也是唯一正确和科学的态度。当然，究竟如何恰当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需要因时因地制宜，决不能搞“一刀切”“绝对化”。这正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方法论原则的要求和体现。
毛泽东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因此，他特别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从现实意义来说，这样做，“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因此，毛泽东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强调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国家的历史、中国革命的历史和我们党的历史。
显然，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只能把它放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因时因地制宜，不能抽象地超历史地去把握。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在当代世界日益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启示价值逐步得以凸显。所以，使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成为新时代的必然诉求。在这一前提下，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乃是新时代的必然要求。今天，我们要突出中国性，在全球化所造成的文化匀质化趋势中，保持中国特质。这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得以深化和拓展的内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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