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情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展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奋斗目标迈进。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
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我们党从诞生那天起就高度重视文化工作，决定指导工人运动，创办工人学校及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做好宣传工作，并陆续创办《向导》《劳动周刊》等。正是中国共产党在实现民族复兴伟大目标的进程中，充分发挥文艺的重要作用，有效实现了不同时期的历史使命，促进了文学事业的发展进步。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证明了这一科学的论断。
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完善了自己的文艺理论体系
党的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既是党的领导者，又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旗手。他们建立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会、组织，创办《新青年》等新文化报刊，倡导文学革命，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毛泽东在湖南组建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瞿秋白不仅是一位革命家，也是党的文化工作的具体领导者、创作成就突出的作家。新文化运动期间，大量共产党员与进步作家、文化工作者组建、参与各种新文学社团，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太阳社、狂飙社、春雷社等，创作了大量优秀之作。共产党人邓中夏、蒋光慈等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文学的主张，沈雁冰开始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方法阐释文学现象。一时之间，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无产阶级文学风潮，并引发了“革命文学”的论争。
1930年，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作家左翼联盟成立，团结了当时大部分最重要的作家，成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并出现了诸如鲁迅、瞿秋白、茅盾、冯雪峰、周扬等具有初步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理论家。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救亡图存成为这一时期最为急迫的任务。不论是在抗日根据地的作家，还是在沦陷区的作家，爱国热情得以激发，团结动员民众抗战成为最急迫的任务。他们组建各种文艺社团、组织，创作了大量表现抗战的作品。1942年，中共中央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系统论述了文艺工作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成为党在文艺理论建设方面最重要的成果，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文艺工作掀开了崭新的一页。随着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组织的完善，作家们焕发出新的创作激情。1956年，毛泽东同志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成为党领导科技、文艺工作的重要理论依据与政策纲领。1979年，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与国务院致辞，指出新时期文艺工作的任务是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并要求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要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这些论述成为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领导文艺工作的纲领。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之后，习总书记又有许多相关的讲话、回信等发表，科学分析了文艺领域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事关文艺发展的一系列带有根本性、方向性的重大问题，是党在新时代文艺理论的新收获，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发展，是指导文艺工作与文化建设的纲领性文献，进一步体现了我们党对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
正是在党的领导下，百年来中国的文学艺术不断探索，努力创新，一路繁花，逐步形成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逐步完善了工作的体制机制，不断地涌现出优秀的作家艺术家，不断创作出代表不同历史时期的优秀作品，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宝库中的瑰丽之花。
在历史发展变革的每一个关键时刻，文学总是敏锐地表现出引领时代风潮的品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也正因此，百年来的中国文学成为中国人民推动历史进步的思想先导。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民一直在寻求崛起之路，但都没有真正解决中国的方向问题、道路问题。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辈在传播新思想、寻找新道路的同时，积极推动新文化运动。一批具有文学革命理念的思想家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什么是新文学》《文学改良刍议》《关于〈小说世界〉》《人的文学》《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等文章，从理论上阐释文学革命的任务、新文学的方向等重大问题。同时，一批努力体现新文学宗旨的作品涌现出来。小说如鲁迅的《呐喊》《彷徨》，诗歌如郭沫若的《女神》，其他作品如《斯人独憔悴》《沉沦》《尝试集》《蕙的风》等均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作品在形式上采用白话文，内容上表现普通人的命运，在价值表达上揭露旧思想旧制度对人的压制扼杀，呼唤建设光明自由的新中国，体现出强烈的反封建、反专制，争取人性解放的精神，代表了那一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抗日战争爆发，各地的作家或投笔从戎，走上战场，或奋笔疾书，唤醒民众，不仅在理论上探讨抗战期间文学面临的救亡使命，而且创作了大量表现抗战的作品。如茅盾的《第一阶段的故事》、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丘东平的《第七连》、夏衍的《春寒》等。特别是那些先后来到各根据地的作家们创作的作品尤为引人注目。诗歌如艾青的《北方》，田间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何其芳的《北中国在燃烧》等;小说如吴奚如的《肖连长》《汾河上》，刘白羽的《五台山下》，柳青的《地雷》，姚青苗的《中条山的杜鹃花》等;散文如丁玲的《临汾》，周立波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黄钢的《我看见了八路军》等，真实表现了中国人民团结抗战夺取胜利的历史图景。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学创作表现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实现人民解放的伟大历史，奠定了新中国文学的基本审美范式，亦为新中国文学的发展积蓄了力量。
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作家们敏锐地感受到了时代即将发生的变化，以自己的创作呼唤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一方面是出现了一批对极“左”路线反思批判的作品。刘心武的《班主任》、古华的《芙蓉镇》，等表现了极“左”路线对社会与人的命运造成的伤害，以及蕴藏在人民群众中追求正义期望发展的力量。另一方面，一些作品殷切地呼唤改变僵化的机制，变革社会生产结构，以实现快速发展，被视为改革文学。如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等，以文学的方式揭示出中国历史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势。
总体来看，在百年中国发展变革的各个重大历史时期，文学从未缺席，总是能够敏锐地感受到时代将要发生的变革，急切地呼唤着新的时代的到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
在筚路蓝缕的探寻追求中，中国文学深刻地描绘了中国人民精神形态的演变
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中国文学的深刻之处在于它在描写人民群众创造活动的同时，极为生动、细腻、深刻地描绘出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形态。这种精神形态既有一以贯之的维度，也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表现出来的时代特征。
鲁迅的《阿Q正传》正是中国处于被欺辱被宰割的历史背景下以“精神胜利”的内心“幻相”来虚幻地拯救自己的无望表现。为了唤醒民众，改变社会，鲁迅犀利地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不适应时代要求的东西，如麻木、自大、扭曲、保守等。但是，鲁迅也是一个对中国未来抱有殷切期待的战士，是一个相信中华民族拥有未来的执火者。他在夏瑜的坟上置放了一个花环，以示国人中仍然存在着清醒者、前行者;在故乡看到了下一代所具有的活泼、天真、淳朴，以及由此而来的希望。在《家》中，巴金深刻地描写了旧式大家族中被封建礼教扭曲的人生。同时，也表现了在新的时代潮流中，新的生活方式、人生追求、精神世界在旧家庭中的滋生、发展，预示着新的生命所拥有的光明未来。在赵树理的一系列作品当中，不仅表现了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革，也非常生动地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在普通民众，特别是农民身上的表现与变化。他们的行为取舍、价值选择、伦理关系、道德准则等既有历史意义的延续，又在新的时代发生了巨大的蜕变。
在新时期以来的众多作品中，出现了一些描写时代背景模糊的传统社会形态下人们生活状态的作品，如《爸爸爸》《小鲍庄》《古船》等。这些作品往往设定一个具有恒定意义的生活场景，以图从某一具体的时空表现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文化形态。这些描写与新文学初期具有文化意义的反思不同，其隐含的对照标准是“现代性”，而不是批判。它们期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描写进一步对民族文化有深刻的认知，并寻找到通达现代社会的文化途径。
新文学以来的创作中也出现了大量的从历史文化资源中寻找民族精神中最具光亮与华彩内涵的作品，以为人们克服困难走向未来提供精神支撑。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棠棣之花》等创作于抗日战争时期。他认为重要的不是追求外在历史事实的真实，而是内在历史精神的真实。在这些作品中洋溢着理想、信念与崇高之美，是中华民族精神品格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屈原》中的“雷电颂”从艺术手法上接续了《女神》中强烈的个性抒情色彩，但更强调社会政治理想的实现，亦表现出诗人价值选择的演化，以及对时代精神的表达。
总之，中国文学在表现中国人民奋斗历程的同时，亦生动地描绘了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从觉醒到创造，从僵化到复活，从立足现实传统到走向现代未来，描绘出了中国精神嬗变创新的华彩篇章。
在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征程中，中国文学形成了具有现代品格与民族风范的审美形态
一百年前，面对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现实的历史重任，中国文学引时代之潮流，开启了改造旧文学、建设新文学的革命性转化。这种对旧文学的革命，不仅表现在文学的内容方面，也表现在文学的形式、语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讲，实现从文言文向白话文的转变更艰难。尽管新文学的形成首先是白话文的胜利，但仍然面临着许多艰巨的任务，如为什么写的问题、写什么的问题、怎样写的问题、写成什么的问题，等等。新文学初期的作品在表现形式上还有明显的旧文学的影响。语言的生涩古奥，或片面追求白话所带来的欠典雅现象，承续传统文学文体模糊的特点等。之后在更多地接受外来文学影响(主要是欧美文学的影响)后，表现出极为明显的欧化倾向。这种现象也导致新文学局限在知识分子范围内，难以被更广大的民众接受。文学界对这一现象表示出极大的关注，出现了许多相关的讨论。作家们的创作亦开始发生变化。从内容来看，表现普通民众生活的作品逐渐增多;从创作手法来看，重新审视传统文学中具有积极意义的东西，以增强文学作品的吸引力成为风尚。这种努力至抗日战争时期开始取得重大收获。以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戏剧《白毛女》、诗歌《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等为代表，标志着中国新文学在完成了对旧文学的革命之后，逐渐完成了民族化、大众化，并为之后的创作奠定了审美基础，延续至新中国文学审美形态的确立。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文学的审美再一次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对国外文学作品以及理论研究的译介，中国文学的创作观念、表现手法、艺术形态等均发生了嬗变。多样性、个性化，以及“与世界接轨”的表现突出，各种类型的探索先后出现。这可以视为中国文学不断创新、拓展表现手法的积极努力。同时，一些作家开始反思自己的创作，明确宣布要向传统回归，要从民间文化如戏曲、传说、曲艺等艺术形式中汲取有益成分。这种向外又向内的转化表现出中国文学不断调整适应的尝试探索，亦是中国文学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努力。
经过百年的探索实践，中国文学的审美形态发生了重要变化，逐步形成了继承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借鉴外来有益要素，适应现代发展要求，解决现实需要的审美品格，表现出突出的人民性、独特的民族性、有效的开放性、强烈的现实性、鲜活的多样性等特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前，中华民族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今天，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在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中，中国文学仍然肩负着崇高的历史使命，仍然需要以“赶考”的姿态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中国走向复兴的伟大实践为文学提供了斑斓多姿的舞台，我们必将创作出更多的优秀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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