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教育培训 遵义之行随想 （一）

初春时节，我单位一行人来到被党史界称为转折之城的贵州省遵义市，参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性教育培训。几天的培训，让我沉浸在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回忆之中，吸吮着丰富的精神营养。三支红军队伍长达两年的万里远征，要记述和总结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权威文献和各类资料汗牛充栋。我只能用几个成语来描述自己的点滴收获。

一、寿终正寝 左倾路线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全后，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成为主流，将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奉为神明，把毛泽东、朱德等同志开创的湘赣闽革命根据地(苏区)斗争经验视为异类，斥之“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受到排斥和打击。1933年1月临时中央由上海转移至中央苏区江西瑞金，26岁的博古(秦邦宪)作为临时中央负责人，既不懂军事，更没有实战经验，视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德国人李德(奥托·布劳恩)为救命稻草，把中央苏区红军指挥权全部交给了李德。面对国民党百万大军的围堵，李德采取“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战术，先失苏区北大门江西广昌，又丢福建建宁、江西兴国，至1934年9月，被国民党军围困在以瑞金为中心的狭小地区，中央红军由第四次反“围剿”的近20万人减少到不足10万人，于10月初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长征)。

长征开始时，李德指挥红军实行了搬家式大转移，中央红军加上随队人员近九万人，带上根据地所有几乎物资，行动迟缓。突破了三道封锁线后，至11月下旬到达湘桂交界的兴安、全州，红军遇到了长征开始以来最残酷的一仗——湘江战役。战役自27日开始，红军损失惨重;28日，敌人向掩护中央纵队的一、三、八军团发起猛烈进攻，中革军委向全军发出“誓死保卫中央纵队过江”的命令，接替红六军担任阻击任务的红三十四师一直坚持到12月1日，官兵大多战死，师长陈树湘被俘后用手绞断肠子壮烈牺牲。湘江战役激战5昼夜，红军一下子就减员3万多人，而敌军只损失1万人左右，红五军团和长征前刚成立的少共国际师损失过半，红八军团损失90%被迫取消番号，中央红军已从长征出发时的8万6千人锐减到3万余人，博古因过于自责准备自杀，被周恩来劝阻。湘江战役失利，标志着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寿终正寝”。

二、力挽狂澜 伟大转折尽管毛泽东受到王明、博古等人的排挤，然而，中央苏区的红军领导和广大官兵，包括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从大革命失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第一至四次反“围剿”胜利中，认识并信赖了毛泽东。长征之初，毛泽东、张闻天(洛甫)、王稼祥三人被安排在中央红军一纵队，经常一起探讨交流如何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怎样总结前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及今后的行动方向，毛泽东的观点逐步得到张、王两人的认同，并得到周恩来、朱德的支持。1934年12月，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先后召开了通道、黎平、猴场会议，毛泽东提出的改变原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的建议得到认同，为遵义会议召开奠定了基础。

1935年1月15日上午至17日上午，在遵义城内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包括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军团领导共18人出席，李德列席。博古在会上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上述两个报告给人的印象，如李德后来在《中国纪事》中所言：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把重点放在主观因素上。紧接着，张闻天作了批评中央错误军事路线的报告，史称“反报告”，他旗帜鲜明语惊四座地表示：“我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会场大哗，激起强烈反响。第二天开会，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对错误的军事指挥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及今后应该采取的方针。毛泽东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概括为：“三人团(即博古、李德和周恩来)”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第五次进攻时，犯了军事路线的错误，包括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中的逃跑主义。王稼祥在发言中旗帜鲜明提出红军应该由毛泽东这样富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指挥、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和解散“三人团”等意见，朱德、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刘少奇、陈云等也在会上发了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会议作出四项决定：1、增补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2、指定洛甫(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及后来的“‘鸡鸣三省’会议”“苟坝会议”，解决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这也是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失联后第一次独立自主处理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会议，表明中国共产党逐步走向成熟。遵义会议使红军走出了失败、重大伤亡的阴影，拨正了航向，成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重大转折点。试想，如果没有遵义会议，中国革命和红军将面临怎样一种危险的境地?

三、实事求是 光辉典范遵义会议原计划开辟川黔边根据地，与川西红四方面军根据地和湘西红二、六军团根据地相呼应，从而进一步扩大革命力量。然而，敌军数十万部队继续对中央红军围追堵截，红军果断放弃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计划，转而向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红军打的第一场战役是青杠坡之战，也叫土城战役。1935年1月26日战斗打响，参加过这次战役中后来成为元帅的有7位、成为将军的有150多位，全部集中在不足2平方公里的葫芦形隘口中与国民党军血战。因情报有误，导致敌我伤亡各半，毛泽东当机立断，指挥红军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一渡赤水)。鉴于敌军主力已大部被我吸引到川滇边境，黔北兵力空虚的情况，我军出敌不意回师东进，二渡赤水河，再占遵义城。3月16日从茅台镇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再入川南;22日四渡赤水，再次折回贵州境内，直达乌江北岸。至4月4日，红军主力向南全部渡过乌江，巧妙跳出敌人包围圈。四渡赤水历时三个多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根据情况的变化，及时变换作战方向，指挥中央红军灵活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为红军赢得了时机，创造战机在运动中歼灭了大量国民党军，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是我军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经典战例，无论是主动放弃建立川黔边根据地计划，还是“四渡赤水出奇兵”，都充满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