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公馆-重庆红色教育培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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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介绍：
白公馆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歌乐山，是一处缅怀英烈的革命遗迹，原为四川军阀白驹的郊外别墅，白驹自诩是白居易的后代，借用白居易别号“香山居士”，把别墅取名为“香山别墅”。1939年，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用重金将它买下，改造为迫害革命者的监狱。
1943年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成立，白公馆作为中美合作所第三招待所，关押人员被移往附近的渣滓洞。抗战胜利后，白公馆被作为特别看守所。1947年春，渣滓洞“人犯”又迁回白公馆关押。
抗日爱国将领黄显声，同济大学、国立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今上海海事大学)校长周均时，爱国人士廖承志，共产党员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及幼子“小萝卜头”等皆是被囚禁于此，最多时曾有二百多名“政治犯”关押于此。1949年11月27日，军统特务对关押在此的革命者进行大屠杀，仅20人脱险。白公馆和渣滓洞一并被人们称作“两口活棺材”。
白公馆监狱旧址位于重庆沙坪坝区歌乐山，是一处使后人缅怀英烈并为之扼腕叹息的革命遗迹。原为四川军阀白驹的郊外别墅。白驹自诩是白居易的后代，就借用白居易的别号“香山居士”，把自己的别墅取名为“香山别墅”。1939年，戴笠在歌乐山下选址时看中了它，便用重金将它买下，改造为迫害革命者的监狱。它和渣滓洞一并被人们称作“两口活棺材”。但是它们又有所区别，白公馆里关押的都是军统认为“案情严重”的政治犯。
1938年起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当作秘密监狱。抗日爱国将领黄显声，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爱国人士廖承志，共产党员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及幼子“小萝卜头”等皆是被囚禁于此。最多时曾有二百多名“政治犯”被关押于此。原防空洞改为刑讯洞。1939年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为审讯、关押的保密起见，将其选中为军统局本部直属看守所。原白公馆大门终日关闭，从侧面一小门进出，原储藏室改为地牢，原防空洞改为刑讯洞。在院
内墙上写有“进思尽忠，退思补过”，“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等标语。1943年“中美合作所”成立后，白公馆曾改为来华美军人员招待所，到1945年又作为特别看守所重新关人。抗日爱国将领黄显声，同济大学、国立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今上海海事大学)校长周均时，爱国人士廖承志，共产党员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及幼子(也就是大家最熟悉的小萝卜头)也是关押在这里。最多时曾有二百多名“政治犯”被关押于此。 小萝卜头原名宋振中，随着他慢慢长大，父母亲努力为他争取到学习的机会，在狱中，一边随同黄显声将军刻苦学习文化知识，一边不断帮助狱中难友秘密地传递情报和纸条。然而，在解放前夕，特务们残忍地杀害了年仅八岁的小萝卜头。至解放前夕，关押的除息峰监狱撤销后转移来的“政治犯”如黄以声、许晓轩等二十余人外，还有重庆行辕二处第二看守所寄押的刘国鋕、周从化、周均时、张泽后等三十人。1949年11月27日，军统特务对关押在此的革命者进行大屠杀，仅20人脱险。著名的小说《红岩》便再现了监狱内部残酷恐怖的囚禁生涯，及革命党人矢志不渝的坚定信念。
首拿杨虎城一家开刀
1949年10月，是“黎明前黑暗的日子”，当时经过三大战役、渡江战役等重大战役，势如破竹攻克国民党大量占领地，当时蒋介石“划江而治”梦想破产后，蒋家王朝认为他们的失败是对共产党手软的结果，于是在重庆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进行疯狂屠杀。厉华说，敌人大屠杀的屠刀首先刺向杨虎城将军。9月6日晚上11点多钟，刚抵达歌乐山松林坡戴公祠的杨虎城将军及儿子、女儿和宋绮云夫妇及儿子“小萝卜头”，在这里先后遭到特务们的利刀屠杀。
《大公报(重庆版)》在1949年12月12日的第三版刊载了《杨虎城将军死事惨烈父子遗体昨同时发现》。文中说：双十二事件领导者之一的杨虎城将军，被蒋介石逮捕囚禁达十二年之久。杨将军和他的幼子两个月前，终于在磁器口被蒋介石特务杀害，这一事实昨天已经证实了。
江姐不留遗憾而去
10月28日，陈然、王朴等10名难友被押到大坪刑场枪杀，在囚车上，王朴高喊道：“父老乡亲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重庆就要解放了!蒋家王朝就要垮台了!”
11月14日，一群武装特务以转移为名，把江姐等30人押赴歌乐山电台岚垭杀害。临刑前，同赴难的李青林突然问道：“江姐，想云儿了吗?”江姐点点头，说，“想，这时候真想看他一眼，照片就在我身上，可惜，手被铐着，没法拿。”“那就算了。”李青林说道。“是呀，不看就不看吧，反正就要解放了，他们肯定能过上好日子，我们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江姐反过来安慰着李青林。
解放10小时前32人牺牲
厉华介绍，重庆11月30日解放，在11月29日下午4时，共有32人被枪杀在松林坡，敌特连尸体都来不及埋上便仓皇逃窜。在殉难的烈士中，有一位年仅21岁的女青年叫黄细亚。她先后在《西南晚风报》和保育幼稚园工作。重庆解放前夕，她协助地下党做国民党部队策反工作，于1949年9月13日被捕。黄细亚在被捕前送给同学一首《一个微笑》，诗中表明了她的人生志向：“以自己的火，去点燃别人的火。用你笔的斧头，去砍掉人类的痛苦。”
大屠杀共有321人遇难
厉华说，从1949年9月6日至11月29日，军统集中营对“政治犯”进行集体大屠杀，尤以11月27日最为惨烈。根据相关研究报告对抗战后期至重庆解放前夕系列大屠杀殉难者统计：目前有案可查的死难者总数是321人，其中经审查已定为烈士者共计285人，加上5个父母牺牲的小孩，共是290人，叛徒及未定性者共计31人。
在321人中，死于1949年“11·27”大屠杀者共计207人，其中烈士185人。在285位死难烈士中，现已查明，共产党员共计161人，约占总数的57%;民盟盟员共计25人，其他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成员各有数人不等。
惨不忍睹，记者无法下笔
据有关资料显示：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车毅英离开欢迎解放军进城的人群，独自一人跑向歌乐山。她是原中共川西特委委员车耀先的二女儿。此时的车毅英还不知道被捕多年的父亲早已被秘密杀害。她以为父亲就关在歌乐山监狱里。
多年以后，车毅英这样描述当日的所见所闻:“白公馆里人去楼空，渣滓洞的余火还在冒烟。渣滓洞楼下的8间牢房里堆满了烧焦的尸体，没有头，没有足，只有一块块焦黑的躯体。围墙的缺口处、房前屋后、厕所内，另有20多具尸体躺在那里。松林坡上三个大坑，满是尸体，血水横流。看见一个个死难者睁目仇恨的眼神、紧握的拳头和流出的鲜血，我说不出一句话。歌乐山上一点声音也没有，可怕的寂寞，一片荒凉。”
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人涌向歌乐山寻找亲人、朋友和同学时，山林再也无法沉寂下去，哭喊声处处可闻。1949年12月1日出版的重庆《大公报》以“蒋匪灭绝人性屠杀革命志士”为题，记下惨绝人寰的一笔:“一位青年妇人，正抱着她的一个一岁多的孩子，在那里痛哭，找她丈夫的尸体。天!这怎么找得到!那么多焦尸，已没有一个还像人样，没有一个能认清面目。”
记者们亲眼看见遍地的焦尸、一两尺深的血水和亲人们的眼泪，写道:“这惨痛的情景，叫记者怎能下笔，怎么能形容得出来呢!”
战士痛哭“我们来晚了”
12月1日，解放军冲进了渣滓洞、白公馆。在刚刚经历了与胡宗南部队和罗广文残部的生死厮杀之后，那些流血不流泪的战士们此刻也失声痛哭:“我们来晚了!”“我们来晚了呀!”
两三天后，从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人们跑回歌乐山。罗广斌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带着大家冲进白公馆，冲进平二室牢房，撬起屋角的一块木地板，五星红旗还在。那是狱中难友们听说新中国成立后用被面、草纸和饭米粒制作成的红旗。攥着它，几个人抱头哭起来。
《大公报》在1949年12月14日的第三版《三十名志士忠骸昨开始收殓装棺》中描述:在距白公馆八公里的电台岚垭被杀害的三十名革命烈士的尸体，昨天由治丧处派人前往发掘收殓。据脱险志士说:上次传说有四十二名同时遇难，数字不确，总数是30名，其中“渣滓洞的29名，白公馆1名。当昨天收殓工人挖掘的时候，首先挖出一具，后来挖了很久，将其余28具在深坑底部发现(另外一具是在不远的一块田地里掘出)，可是挖出的这29具志士尸体多都腐烂了，除江竹筠和李青林两位女志士忠骸被亲属认出，其他无法辨认。当29具志士尸体搬出土坑时，认尸的家属和观看的附近居民都悲痛欲绝，愤怒不已。这些志士们的衣服鞋裤是在殉难前被特务们强迫脱掉，第二天还有人看见特务把那些西装、毛衣等物在磁器口摆地摊出卖
革命意义
在电影《在烈火中永生》和歌剧《江姐》里绣红旗是最感人的，革命者凭想象制作的五星红旗绣红旗并不是发生在渣滓洞的女牢，而是发生在白公馆的男牢平二室，曾关押的是《红岩》小说的作者罗广斌和丁地平，陈然，刘国鋕，当他们得知新中国成立之后，按捺不住激动和喜悦的心情，并坚信重庆即将解放，凭借想象亲手制作了一面五星红旗，准备等到重庆解放的时候就高举着它，冲出牢房，去迎接那激动人心的时刻。但是，在重庆“11.27”大屠杀那天，只有罗广斌一人从虎口脱险。白公馆的先烈们面对死亡毫不畏惧，对革命怀着必胜的坚定信念。什么是精英?什么是民族的脊梁?先烈们就是最好的代表，他们就是精英，民族的脊梁，让我们走进白公馆，去感悟革命者的高风亮节。白公馆的烈士遗书——红岩“狱中八条”：
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八、惩办叛徒特务。敬仰那些为民和追求正义，不惜牺牲生命的革命者和共产党人。这浸透着先烈思想和鲜血的“狱中八条”。时下的意义丝毫不逊于当时,应把它作为培养干部品德和反腐倡廉的的生动教材。我们要牢记历史，追求正义，严惩腐败!不要在癌症晚期，才想起年轻时的健康理想。要坚决清除红岩中刘国定、冉益智式的叛徒，要严惩，防范现实中背叛党和国家与人民利益的，蜕化变质的假革命者和共产党人，以对得起牺性生命的仁人志士，不能让烈士们的血白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