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金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旧址群-红色教育培训基地
瑞金是享誉中外的红色故都，共和国摇篮。从1931年9月至1934年10月，瑞金一直是中央苏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治、军事活动中心，中央党、政、军、群机构均驻在瑞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都在瑞金从事过伟大的革命实践，因此遗留了众多的革命旧居、旧址和纪念建筑物，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15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4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有20处。由于当年中央机关在瑞金几次迁移，瑞金形成了叶坪、沙洲坝和云石山3个旧址群。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苏区人民建立了适应革命战争的国家机构和机制，卓有成效地进行了管理国家的伟大尝试，为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权的建设、国家的管理积累了经验，锻炼了人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次“伟大的预演”。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董必武、杨尚昆、李瑞环、温家宝、吴邦国、曾庆红、李铁映等中央领导人都先后到瑞金革命旧址参观视察，缅怀历史。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现在，先后约有30余个国家部、委、办、局前来瑞金寻根问祖，修复其前身旧址，并建立本系统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
旧址原是谢氏宗祠，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诞生地和1931年11月至1933年4月的驻地。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隆重召开。来自赣南、闽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西、琼崖等根据地的代表，以及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的610名代表出席了大会。
大会历时14天，听取了毛泽东作的政治问题报告、项英作的劳动法草案报告、张鼎丞作的土地问题报告、朱德作的红军问题报告、周以栗作的经济政策问题报告、王稼祥作的少数民族问题报告、邓广仁作的工农检察问题报告、任弼时作的苏维埃宪法问题报告。讨论通过了苏维埃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及红军问题、经济政策、工农检察问题、少数民族问题等决议案。选举了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朱德等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大会闭幕后的最高政权机关。大会最后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外宣言》，向全国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定都瑞金。
会议结束后，谢氏宗祠被木板隔成15个房间，作为各个部的办公室。
1933年4月，临时中央政府从这里迁驻沙洲坝后，依然在谢氏宗祠内召开过许多重要会议，如8县区以上负责人查田运动大会，8县贫农团代表大会，中央苏区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中央苏区南部18县选举运动大会。
解放后，按“一苏”大会的场景和临时中央政府原貌进行复原陈列并对外开放。
中共苏区中央局旧址
旧址是一栋典型的江南两厅一井民房，建于1924年，因其房主谢深兰在新建居住之初，家中经常出事，迷信此房风水不好，便闲置不用，搬迁他处居住，后成为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驻地。
中共苏区中央局是全国苏维埃区域党的最高领导机构，1931年1月15日在宁都小布成立，委员有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及湘赣边特委1名(名单未定)、共青团中央1人(名单未定)。后增加王稼祥、顾作霖、邓发等，周恩来任书记。周恩来未来苏区之前，项英、毛泽东先后代理书记。
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之初，机构不完善，人员也不能到位，一直随红军总部行动。1931年9月，几经辗转从永丰龙岗迁来瑞金。这栋谢氏私宅就成为中共苏区中央局固定的办公地点。中共苏区中央局内设组织部、宣传部，六届五中全会后设立妇女部等机构，任弼时曾任组织部部长，顾作霖和潘汉年曾任宣传部部长，周月林、李坚贞曾任妇女部部长。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党的建设、军队建设、苏维埃政权建设等方面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并先后创办了《实话》、《党的建设》等刊物。1933年2月4日创刊了机关报《斗争》。由于中共苏区中央局是中共临时中央的委派机关，一直受到被“左”倾错误把持的中共临时中央的遥控，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执行了“左”倾错误路线。1933年，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至瑞金后，与中共苏区中央局合并，组成新的中共中央局。
1933年4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搬迁到沙洲坝下肖村办公，此房由当地百姓居住，还住过负责建筑红军烈士纪念塔等纪念建筑物的工作人员。
红军烈士纪念塔
红军烈士纪念塔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了褒扬先烈，永远纪念历年来在革命战争中光荣牺牲的红军指战员，根据中央人民委员会1933年7月11日第45次会议决定兴建的。由钱壮飞设计，梁柏台任工程指导。
红军烈士纪念塔塔高13米，炮弹形的塔身布满一粒粒小石块，象征着无数革命烈士凝结而成。塔座为五角形体，四周分别镶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项英、洛甫、王稼祥、凯丰、邓发等领导人的题词和建塔标志共十块碑刻。塔的正前方地面上用煤渣铺写着“踏着先烈血迹前进”八个苍劲大字，与烈士塔形成一幅完整的构图，表达了苏区人民对先烈的无比崇敬和怀念。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红军烈士纪念塔被敌人拆毁。当地群众在沉痛和愤怒之中，冒着生命危险，把红军烈士纪念塔拆除下来仅有完整的“烈”字抬回家里隐藏起来，一直珍藏到全国解放。
红军烈士纪念亭
红军烈士纪念亭，也称为五角亭，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了悼念在土地革命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红军指战员而建造的。
红军烈士纪念亭由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筹建，钱壮飞设计，梁柏台担任工程指导。1933年8月1日开始动工，1934年1月竣工落成。整个亭子仿古建筑，雅典美观、古色古香。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红军烈士纪念亭被国民党反动派拆毁，就连亭座的红条石也都搬到别处修筑工事。
1955年春，国家按原貌重修此亭。“红军烈士纪念亭”几个字是模仿“烈士英雄纪念碑”的字体制作而成。
红军检阅台
红军检阅台，是为准备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检阅红军而建造的，当时是用竹木搭成的简易台。
1931年11月7日上午，全苏大会开幕前，在这里举行阅兵仪式，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登台检阅了红军。19日，大会又在这里嘉奖了在历次战斗中有功的红军部队和指挥员，授予红一、二、三、四、六、七、十、十二、十六军和红三军团红旗各一面，并授予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8位指挥员奖章各一枚。此后，该台作为集会、演讲和文艺演出的场所。1933年，临时中央政府决定重修检阅台，由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负责，钱壮飞设计，梁柏台任工程指导，并于8月1日开始动工兴建，1934年1月31日竣工，将原来的竹木结构改为砖木结构。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红军检阅台遭国民党反动派拆毁，仅存遗迹。1955年国家按原貌修复了此台。
博生堡
博生堡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纪念赵博生烈士而建造的。
赵博生，生于1897年，河北省黄骅县人，1917年保定军校毕业后，曾任西北军特种兵旅长、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等职。l931年春，蒋介石为消灭异己部队和“围剿”红军，把第二十六路军调到苏区。在此期间，赵博生接受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决心跟共产党走，10月秘密加入共产党。12月14日赵博生和董振堂、季振同等率领第二十六路军17000余人在宁都举行起义，加入红军，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赵博生任军团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在以后的革命战争中，赵博生忠于党、忠于革命，立下了赫赫战功。1933年1月8日，赵博生根据中央的命令率军进行江西南城黄狮渡阻击战，在险恶的环境中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为我军赢得胜利起到了重大作用。在战斗中，赵博生亲临前线指挥冲锋，不幸英勇牺牲，年仅36岁。
博生堡由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监造，钱壮飞设计，梁柏台负责工程指导。1933年8月1日动工，1934年1月31日建成。整个堡由青砖砌成，呈四方形，其寓意为赵博生是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牺牲的。
1934年10月，主力红军长征后，该堡被国民党反动派拆毁，堡内的《纪念赵博生同志》碑刻被当地群众秘密抢救回家保存下来，现珍藏在纪念馆。博生堡于l955年按原貌重建。朱德亲自题写了“博生堡”三字，嵌于堡首，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也重新拟写了纪念赵博生烈士碑文，立于堡内。
公略亭
公略亭，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纪念黄公略烈士而建造的。
“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是毛泽东于1930年夏在行军途中，热情盛赞黄公略的诗文。
黄公略，生于1898年，湖南湘乡人，黄埔军校毕业后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和彭德怀共同领导了平江起义，后曾担任红五军第二纵队队长、军委书记和副军长、红五军军长、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委员、红三军军长等职。1931年10月，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黄公略率领红三军转移途中，在吉安东固遭到敌机袭击，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3岁。毛泽东听到黄公略牺牲的消息后，非常悲痛，第二天，在兴国莲塘主持了黄公略的追悼大会，高度赞扬了黄公略的一生。
为纪念黄公略，临时中央政府在他牺牲的地方设立了公略县。1933年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在叶坪广场建造公略亭。公略亭由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监造，钱壮飞设计，梁柏台负责工程指导。1933年8月1日动工，1934年1月竣工落成。亭为三个角，寓意为黄公略是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牺牲的。亭中立了一块三棱锥体的石碑，上刻有黄公略传略。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该亭被国民党反动派拆毁。1955年按原貌修复，彭德怀亲自题写了“公略亭”三字，以示纪念，这三个字依然在纪念馆中保存。现在“公略亭”三字，是模仿“红军烈士纪念塔”的字体而制作的。
中央执行委员会旧址
旧址原是苏区时期破产地主杨衍兰的私祠，称为元太屋，建于1876年，是典型的客家民居。1933年4月，中央执行委员会从叶坪迁驻这里。
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于“一苏”大会，是全苏大会闭幕后的最高权力机关，不仅要负责法律的制定和颁发，还要监督各项法律的实施执行。毛泽东任执委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成立后的三年时间里，共颁发了《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条例》、《征税条例》等上百个法律条例，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设和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曾在旧址居住和办公的有毛泽东、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等领导人，除毛泽东、何叔衡之外，其他二位与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被人们尊称为“苏区五老”。毛泽东在此居住期间，经常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生活和生产，“红井”就是他当年带领干部群众一起开挖的。他还经常作调查研究，先后写下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光辉著作，并作了长冈乡和才溪乡调查。1934年7月，中央执行委员会离开沙洲坝迁往云石山。
中央人民委员会旧址
中央人民委员会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的最高行政机关，负责指挥全国政务，并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报告工作，1933年4月从叶坪迁到这里办公。
中央人民委员会最初成立于“一苏”大会后的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毛泽东为主席，其下设9个部和1个局，它们是外交、军事、劳动、财政、土地、教育、内务、司法、工农检察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1933年2月和1934年1月，又先后增设了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和粮食人民委员部，这些部局都分散在附近办公。1934年2月3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二届一次会议，选举张闻天为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央人民委员会根据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实际情况，充分发挥领导、决策职能。自成立后的三年多时间共召开了49次常会，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发布了一系列的条例决议，工作效率之高，即便今天也让人惊叹。
1934年7月，中央人民委员会迁驻云石山。
红井
小学课本里有一篇课文，题目叫做“吃水不忘挖井人”，讲述的就是红井的故事。
当年的沙洲坝是个干旱缺水的地方，不仅无水灌田，就连群众喝水也非常困难。水的问题严重影响了沙洲坝人民的生活。
1933年4月，临时中央政府从叶坪迁来沙洲坝以后，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元太屋办公和居住，他发现这里的群众喝的是池塘里的脏塘水，便一直把解决群众饮水难的问题挂在心上，只要一有空，他就同警卫员小吴商量着如何为群众挖井的事。毛主席用实际行动，为机关干部和沙洲坝群众树立了榜样，中央各机关掀起了开挖水井的热潮。从此，沙洲坝人民结束了饮用脏塘水的历史，喝上了清澈甘甜的井水。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离开瑞金后，国民党反动派又卷土重来。为了阻止人民群众对党、对毛主席和红军的思念，国民党反动派多次填掉这口井。当地群众同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敌人白天填井，群众夜晚又把井挖开，就这样填了又挖，挖了又填，反复好几次，沙洲坝人民终于取得了胜利。
1950年，沙洲坝人民为了迎接毛主席派来的南方老革命根据地慰问团的到来，对毛主席带领军民开挖的这口水井进行了全面整修，并将这口井取名为“红井”，同时在井旁立了一块碑，刻上“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十四个赤金大字，以此表达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敬和思念。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旧址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旧址，当地的老百姓称之为“一顶红军留下的八角帽”。1996年9月20日，江泽民来瑞金，参观大礼堂时，把它称为“当年的人民大会堂”。
1933年春，临时中央政府从叶坪迁到沙洲坝，为了解决大型集会的场所，尤其是为准备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建造大礼堂。
经过充分酝酿和周密策划，临时中央政府决定钱壮飞担任工程设计，总务厅主任袁福钦负责工程的施工指挥，并在江西、福建选调了400多名建筑工人，而工会组织则全力以赴组织原材料和生活用品的供应。大礼堂于1933年8月1日破土动工，经过苏区工人3个月废寝忘食的工作，一座凝结着苏区人民智慧和汗水的大礼堂拔地而起。
大礼堂坐北朝南，占地面积1500平方米，其造型为8个角，从高空俯视，犹如一顶红军的八角帽。大礼堂的门首上方嵌有苏区秀才黄亚光书写和设计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十四个楷书红色浮雕大字和地图仪，整座礼堂显得格外庄严肃穆。大礼堂内共有10根圆柱，支撑着整个楼房和屋顶，楼面成回廊式，并立有阶梯式楼座，楼下成半圆形排列着五人长凳，整个礼堂可容纳2000多人。从安全角度考虑，大礼堂完工后，还在后侧修建了可容纳2000多人的防空洞。
1934年1月21日至2月1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这里隆重召开。参加大会的正式代表693名，候补代表83名，旁听代表1500名，毛泽东为大会致了开幕词。大会期间，代表们听取了毛泽东作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两年来的工作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重要思想。大会还听取了朱德作的红军建设决议报告，林伯渠作的经济建设决议报告，吴亮平作的苏维埃建设决议报告，并通过了修改后的宪法大纲、苏维埃建设、红军建设、经济建设等决议案和关于国旗、国徽、军旗等决定，选举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175名中央执行委员，邓子恢、康克清等36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还通过了35名中央工农检察委员名单。
“二苏”大会结束后，在大礼堂还召开了许多重要会议。如1934年2月，在这里召开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会上首次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生命线”的著名论断。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国民党军队下令拆除大礼堂，大礼堂仅存残垣断壁。现在的大礼堂是1956年按原貌修复的。
云石山毛泽东、张闻天旧居
云石山位于瑞金城西l9公里处，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又是红一方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出发地，被人们称为“长征第一山”。
1934年7月，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最为激烈的时刻，原驻在沙洲坝的中央机关已被敌人发现，为安全起见，所有中央领导机关都迁移到较为隐蔽的云石山，并分散在附近的各个村庄。中共中央局驻在丰垅村的马道口，中革军委驻在田心村岩背，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驻在田心村沙排，少共中央局驻在田心村老屋场，中央政府就驻在这云石山山头的寺庙之中。云山古寺建于清嘉庆年间，当年在这里居住和办公的有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以及贺子珍和部分工作人员。
在云石山居住期间，张闻天与毛泽东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他们经常相互交流、相互沟通，从相交到相知，张闻天思想转变很大，他看到了革命战争受挫的根源，认识到了“左”倾错误给革命带来的危害，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后来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起了关键的作用。
1934年10月10日，中央机关的领导齐聚在云石山的路旁，编入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与当地群众洒泪告别，踏上漫漫的长征路。同时，在云石山成立了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分局和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央政府办事处，继续领导苏区军民坚持革命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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